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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安宁曹溪寺木雕三大士像考释


  安宁曹溪寺是云南著名禅宗古刹,历史悠久,香火鼎盛。寺内佛像精美,有明塑西方三圣像,清代铁质大黑天像等。其中正殿宝华阁内供奉木雕三大士像,极为精彩,值得一探。
  曹溪寺位于昆明安宁市温泉镇对面的葱山中支,寺内外林木掩映,芳草如茵,泉壑奔流,云气蒸腾,风景如画,令人心旷神怡。"曹溪"二字,源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广东韶州曹溪建宝林寺(今南华禅寺)弘法的典故,之后中土禅宗兴盛,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云:"凡言禅,皆本曹溪。"另说曹溪寺与宝林寺地貌相仿,皆有溪泉,故而得名。
  曹溪寺的历史沿革
  据传安宁曹溪寺始建于宋代大理国(1127-1253)时期,可惜尚未发现明确纪年的文献或寺志。元代时,寺庙概况已无可考,但当时所植的优昙树(云南山玉兰)和梅树流芳至今。不知何故,寺院逐渐荒废。
  明嘉靖十二年(1533),五叶禅师道成等僧众在原址重修,使"祖灯重耀,法鼓再朗",并邀请当时遭贬云南的著名状元杨慎撰写《重修曹溪寺记》,云:"连然金方,堂川宝地,蔚何名蓝,实日曹溪。衡六祖之云席,分一勺之法流,邈乎远矣!"碑记中杨慎还提到昔日的曹溪寺"楼殿撑天,梵呗沸地,福田连陌,岁入千钟,香积食指,无虑近万。"十年后,杨慎再次游寺,写下《宝华阁记》大赞寺内元代所留优昙树。近百年后的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游曹溪寺,见杨慎当年所立两碑,"乃拂碑读之,知寺有优昙花树诸胜",急忙"觅纸录碑"。徐霞客在游记中描述了欣赏优昙树的情形,在离开时他还特意将花叶"摘数叶置囊中"以为纪念(《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完成曹溪寺大规模修葺,并为优昙树特建护花山房,立《护花山房记》碑。同治八年(1869),曹溪寺毁于兵燹。光绪七年(1881),住持续慎募资重修。
  1939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营造学社人员对曹溪寺进行了现场勘察测绘,提出正殿宝华阁"仅下檐为元代原物,上檐斗拱及门窗装修,似经明代修改"。并认为寺内佛像"亦皆明塑"(梁思成:《未完成的测绘图》,第3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10年曹溪寺迎来史上最大规模勘测和修缮,2015年宝华阁文物工程保护荣获"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奖,此事标志着历经八百余年风云变幻的曹溪寺重获新生。
  曹溪寺的始建年代
  公元1253年蒙古灭大理国,1274年元朝置云南行省。元初,御史郭松年巡行云南时曾在其《大理行记》描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大理国所遗留的尚佛风俗可见一斑,甚至"重释轻儒"。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录本地人:"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佛"。根据现有材料推断,曹溪寺在元代已经存在,至于是否为宋代大理国时期所建,有几条线索提供了间接可能:
  首先,曹溪寺虽多次修葺,但仍见宋代建筑遗风,如宝华阁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顶七架梁前后双步梁结构形式。殿堂上下檐均施铺作,上檐为四铺作里转七铺作,下檐为四铺作里转五铺作。材广23厘米,平均厚15厘米。折合成广七寸五分,厚五寸,符合宋代《营造法式》"三等材"做法。
  其次,离曹溪寺不远处有安宁法华寺石窟,其主要开凿时期为宋代大理国时期,所谓"法盛之处必有丛林"。
  另外,现藏于台北故宫的《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特意表现了迦叶尊者、达摩大师、慧能大师等禅宗法脉在云南的传承,说明至少在大理国时期,禅宗已在当地广为弘扬,而曹溪寺恰好是云南为数不多的早期禅宗寺院之一。
  三大士像
  曹溪寺大殿宝华阁内正面供奉着明代所塑西方三圣像,其背墙供奉有木雕漆金三尊圣像(图一、图二)。1956年全国佛协会副秘书长周叔伽来访时,认定此三尊圣像为"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居中,左为文殊菩萨、右为普贤菩萨)乃为大理国时期遗物。也有学者认为此三尊为东方三圣,中为药师如来和左右胁侍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台湾学者余冠宪在其作《云南安宁曹溪寺"华严三圣"述考》中提出,此三圣像应为具有大理国遗风的制作于明代初期的观音菩萨(中)、文殊菩萨(左)、普贤菩萨(右)三大士像。
  1.名称考与三大士信仰
  结合宝华阁文物保护成果,再经实地考察,笔者认为此三尊圣像应为"三大士",制作于元代。
  首先,三圣像皆身着菩萨装,高发髻,以宝冠、臂钏、璎珞、飘带等装饰,根据《佛说造像量度经》描述的佛之形象,三尊圣像并无佛像常见的肉髻、白毫等特点,而更似菩萨像。
  其次,居中主尊头冠左右两侧雕有化佛(图三),应排除为佛像可能,而更似观音菩萨像。据《佛说观无量寿经》《龙树十二礼》《千光眼秘法经》《大日经》等佛教经典记载,观音菩萨头冠有化佛,如《大日经》曰:"北方大精进,观世音自在者,光色如皓月,商却军那花,微笑坐白莲,髻现无量寿。"三尊圣像皆为菩萨像,而居中又为观音菩萨,故判断为三大士像。
  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构成了佛教的"三大士"信仰及造像组合。敦煌莫高窟的第161窟、山西五台山的显通寺、四川成都的文殊院、台湾的龙山寺等,都可见三大士造像的历史遗迹。
  据考,三大士造像始于唐代,宋明之际三大士信仰普遍流传。由于密教的传人,早期三大士中的观音菩萨都是以密教形态出现,或为十一首、八臂、三十二臂、千手千眼等。如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西峰第九号窟的三大士造像和敦煌莫高窟161窟的三大士变,观音都以密教十一面形象显现。早期密法修行多依旨特定的菩萨或护法为本尊,并不特别强调"佛"的修持,故出现了本尊取代主佛单尊修法的情况,在密法中,观音菩萨具有"佛格"地位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华严思想的传播,使"华严三圣"组合逐渐普及。较之毗卢遮那佛,观音形象更令人容易亲近,而在禅观修行中观音取代了毗卢遮那佛。华严宗认为观音、文殊、普贤所代表的性德集中体现了佛教的奥义。观音居中,其左为文殊、右为普贤,分别代表了佛教的大悲本体、菩提智慧、方便愿行。密宗和华严思想的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三大士组合造像。
  2.艺术风格与年代
  曹溪寺三大士像之主尊观音大士像,通高约3.3米,左右文殊、普贤菩萨像通高约2.6米。根据北京国文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曹溪寺彩塑数字化勘察测绘中期汇报》的勘察结论,三尊圣像的头部与躯干部分皆由一整块榆木雕刻而成,其余各装饰部分如飘带、宝冠等多为泥塑,由铁钉和榫卯结构连接而成。普贤圣像的须弥座为硬木松,其余须弥座也都为榆木。木材资源应来源于当地,木材含水率与昆明地区平均含水率相一致。通过对佛像的透视扫描,发现每尊圣像胸部有掏空装藏现象(图四),此种做法与剑川县石宝山大理国石窟造像类似(图五),同属一种装藏风格,可惜由于历史原因,装藏物已不见。
  三大士皆为结跏趺端坐于仰莲上,莲下为亚字型须弥台座,内中空,佛像背后有镂雕彩绘莲花火焰纹背光。左右文殊、普贤二大士背光为莲瓣形制,装饰莲花火焰,象征菩萨种种圆满功德,中央上方饰火焰摩尼宝珠,象征光净离垢,除去无明之苦。三尊大士皆面如满月,高髻宝冠。大士发绺垂肩,上身搭帔帛天衣,下身着霓裳法裙,璎珞遍体,双臂饰钏(图六),身形端正,细腰圆腹,通体漆金,妙相庄严。中间大士双手于胸前结合掌印,左右二大士结说法手印。这种带有明显东印度密宗又兼具汉地造像特点的艺术风格,属于大理国佛教造像特征。《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图七、图八)、千寻塔出土大理国佛教造像(图九)以及剑川石窟、昆明地藏寺经幢、安宁法华寺石窟都有类似特点,特别是臂钏饰法和大理国佛像几乎一致(图十)。中间观音大士背光极为精彩,其正面饰圆形莲纹火焰头光,头光上方饰象征密宗五方佛圆满五智的五朵莲花,其下左右各有摩羯龙,双足立于宝帐大梁上,大梁三层,饰莲纹,左右坠垂花吊筒,最下层横梁为清代后添行书"云峰禅林静,海天法界宽"禅偈。梁下撑金刚柱,左右各有一孺童力士(婆罗拿)手举梁骑羚羊(合罗拿),周匝祥云围绕,象征自在。此种背光形制源于印度笈多造像(图十一),之后经东印度(图十二)传入西藏等地,在内地同类实物始于元代,北京居庸关云台卷门、元代补刻的宋版《碛砂版大藏经》(图十三)以及同时期黑水城和萨迦寺等地的出土唐卡等均有所见。就云南而言,大理国时期佛教造像均未发现类似资料,最早的物证是大理市佛图寺塔出土的元代《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五》扉画(图十四)。
  综上,曹溪寺三大士像具有明显的大理国佛教造像艺术风格,但是结合建寺历史和观音大士的背光形制,其制作年代应在元代。由于历史悠久,且为木制材料所限,圣像几经修补。仅贴金工艺就有两种:一为现在胎体表面贴纸,然后在纸层上涂刷薄泥层,再在泥层表面绘制红色颜料,最后贴金于红层之上;一为先绘白底层,然后绘制红色颜料层,最后贴金。颜料层经过多次重绘,工艺也至少有四种。通过透视分析,圣像的莲座、手、飘带等局部也有用松木替换或者断后修复现象。饱经沧桑的圣像能保存至今,已是殊为难得。
  (本文的写作得到张永康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云南省文物局、安宁市文物管理所为作者提供了材料和实地考察的方便,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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