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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言及其道德意义
  摘 要:《论语》作为先秦最早的语录体说理散文,其中记载了伟大思想孔子和其学生的对话。据统计,整本《论语》近一万五千字,"言"字共计一百三十见,各篇中均有出现,且分布于七十九章之中。《論语》中有巧言、慎言、敬言、无言等多种提法,对这些"言"的探究,将有利于我们了解孔子的语言观。孔子的语言观与他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密切相关,《论语》中,无论是对巧言的批判,还是慎言、敬言、无言的主张,都有其背后的道德依据,语言和道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语言作为一种意义符号,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因为语言本身具有社会意义,处处规范着为人处世的行为和态度,语言成为了人的标志。
  关键词:《论语》 语言 伦理道德
  语言是十分复杂的对象,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先秦时代,孔子就已经开始了对语言的思考,在《论语》中,孔子从社会伦理的高度,首次提出了"正名"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礼规定只有天子能用八佾的乐舞。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对这种违背礼制、僭越名分的做法极为愤慨,他斥责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认为,要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恢复礼制,必须以周礼为尺度来正名分,使人们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基于此,孔夫子在语言观上主张"非礼勿言",要求视听言动合乎礼的要求。在孔子看来,语言不是个人生活小事,它关系到事业的成败、礼乐的兴废、刑罚的当否、民众的治乱,总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甚至可以说"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所以君子说话必定言之成理、可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以正名即恢复周礼所规定的名分秩序为前提。{1}以恢复周礼这一核心伦理目标出发,孔子对人的言语行为做出了不同的评判,也提出了各种要求。
  为了继承周公留下来的礼乐文明,孔子希望通过对圣人言语的理解达成对先贤文明的认识,并且力求恢复其在乱世中的价值。语言具有认知功能,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为了继承周代文明,孔子主张"畏圣人之言"。但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局面下,周公所建立起来的礼乐文明渐渐失去其生命意义,表现在世人的言辞上就是狂言和巧言盛行。面对语言和实际情况相背离的现状,孔子展开了对巧言的批判和对慎言的提倡。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认识上,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表明孔夫子主张言辞要清晰地表达思想意旨。思想需要借助语言来凝化,语言也是思想的主要基础,但语言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具有局限性,尤其是表意上的缺陷。思想有时也能够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尤其是那些不容易借助语言表达的事物,比如天命天道、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概念,涉及这些事物时,孔夫子给出了"予欲无言"的说法。
  一、畏圣人之言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从中不难读出孔子对尧的赞扬之情,孔子用一个"大"字统领后面的"巍巍乎""荡荡乎""焕乎"来形容那种崇高广大的感受和无限的敬仰之情。叶朗在《中国美学史》一书中也说:"孔子所说的‘大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因为孔子在这里赞扬尧之为君,是从道德修养和事业成就的角度着眼的。"此外,在后文的论述中他还指出了"大"的特点:第一,"大"包含对所指对象的道德评价;第二,它只能引起主体对于对象的一种敬畏之情,并且伴随着一种神秘感。{2}在拥有无上道德的圣人面前,孔子发自心底地选择了敬畏的态度。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孔子对至高的道德推崇备至,敬畏不已,那如何对待有德之人的言论呢?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世》)在此,孔子明确给出了"敬圣人之言"这一答案。首先,要明白圣人这一语词在《论语》中不仅仅是一个称谓,圣人代表着无上的道德。《中庸》第十七章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有极高道德造诣的人才能被称为圣人。其次,孔子说过:"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这表明孔夫子也意识到语言的认识功能,语言可以达成对人的认识。通过圣人的语言可以探求其中蕴含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意义。孔子作为一个"信而好古"的传统继承者,自然会对圣人之言采取敬畏的态度。
  当然我们还是会有疑问,语言究竟能不能承担起表达思想的作用?圣人之言能达成道德认识的作用吗?儒家和道家在这一点上具有很大的分歧。儒家相信语言记录着圣人的思想,认为通过对经书的阅读可以理解圣人的思想。孔夫子敬畏圣人之言,并对古代经典进行整理,正是儒家这种思想的原初表现。道家则不同,道家不赞同语言记录思想,反而认为经书是圣人思想的糟粕,圣人的思想随着圣人的离世便不复存在了。因而道家主张"废言",提倡行"不言之教"。虽则在对待经书的态度上,儒道两家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但这并不代表儒道两家在对待先贤文明的态度上也泾渭分明,相反,二者殊途同归,都在礼乐制度崩溃的背景下努力地寻找着保护先代文明的出路。春秋战国时代,周文罢弊,贵族的生活堕落腐败,周公所造的礼乐典章制度到此已经变成了空壳。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家做得很洒脱,既然已是空壳,就弃之不用,从清净无为的路径来领略古代文明,力求返璞归真。而儒家却想全力救活这套制度,于是用"仁""礼""信"等一系列道德价值来填补这个空壳,于是完整地保留着这套形式。这种思想在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有明确的表示,读者一览便知,在此暂不赘述。
  上文的论述几乎全是围绕语言与道德的关系展开的,语言的一个功能就是揭示大道。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这说明孔子也相信圣人之言,并以此为基,开创了具有极强实践性的儒教,以继承和发扬周代礼乐文明。孔夫子从伦理道德出发,已经认识到语言的认知功能,语言巩固和记载着人类的认知成果,蕴含着人类文明。语言是有意义的符号,它不是简单的、外在于人的形式,语言渗透着人性和修养,成为人的本质属性。
  二、巧言令色,鲜矣仁
  并不是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道德修养都能达到圣人那样的高度,在《论语》中,人的价值地位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不均衡的。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由认知能力的高低不同,人被划分为中人、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三个等次。由于人的境界修为不同,素质参差不齐,人的言语也成了值得审视的问题。孔门中曾有一件事让孔子深有感触。孔子有个学生叫宰予,这个人能说会道,受到孔子的欣赏,但宰予的操守却不太好,一日,宰予大白天睡懒觉,被孔子逮个正着,孔子由此怒斥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并反省感慨道:"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在此我们就能发现孔子对语言的思考,孔夫子最初对待人言的态度是理想的、诚挚的,所谓"听其言而信其行"正好符合了孔子"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的理想。但是,现实却与之背道而驰,宰予仅仅是孔子眼前的一个确凿的案例,当时社会上这种风气已经蔚为大观,令人咋舌。子曰:"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也。"(《论语·雍也》)钱穆解释说:"本章不在论、朝之为人,孔子盖甚叹时风好佞耳。"{3}可称十分贴切并且务实了。一个人的嘴上说得漂亮并不能代表他的本质品性也很完善,这种巧言令色的流行使得名实背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后世著名的争论——名实之辩也许亦是受此启发,徐《中论》曰:"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4}名是实的记录符号,只有确立了实才能够建立名,这是名与实应有的次序关系,若反其道而行之,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二者的分离。此外,造成这种名不副实的尴尬局面,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个人,在于个人的认知能力和道德境界。语言并不是简单的镜像般的反映客观事实,其中必然要考虑到人的主观因素。{5}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其本身并不具有好坏之分,但由于语言被具体的个人掌握和使用,个人的修养和性格就可能赋予语言截然不同的性质。《论语》中的"巧言""狂言"便是语言被人肆意使用的突出代表。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雍也》)孔子为何如此嫉恨"巧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何為"巧"。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巧,技也。"既然是技巧,那它多少就带有"虚"的性质。我们知道技巧是一种手段,善于取巧的人可以通过掌握技巧走捷径,快速轻便地达成自己的目的,然而,他自己的实际能力却可能是很有限的。"巧"用朱熹的解释是"好"的意思,"巧言"就是好听的话,好听的话语往往能达到遮盖事实、取悦他人的目的。"巧言"这种不实的言语,又带有虚假利己的成分,与儒家所提倡的立德立人的教育宗旨截然不同。孔子自己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不仅可以使仁德受损减少,更大的威胁是巧言会扰乱道德,甚至整个社会秩序。
  三、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夫子在对那些花言巧语进行批判的同时,力求通过"讷言"来匡正时风,进而又提出了"慎言"的主张。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孔夫子的这种转向,绝不是简单地看到了巧言的弊端,因而机械地走向其对立面,若简单地认定巧言不好,进而单纯地肯定讷言,这种简单的线性思维是毫无说服力的。实际上,肯定讷言表现出孔子重视道德修养的思想倾向,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论语·颜渊》)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比华美的言语更具有重要价值。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论语·公治长》)由此可看出,孔子对人的言谈口才,都是不看重的,其态度是消极的,他更重视的是人的道德涵养。孔夫子并不打算局限于语言这一话题范围,而是逐渐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讨论人应该如何言、如何行。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从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孔夫子重行轻言的态度。由讷言,即说话迟钝,提出了与之相关的"慎言"主张,《论语》中"慎言"主要是与"慎行"一起论说的。言、行是两个紧密联系的词语,言行一致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中二者也常常相互背离。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孔夫子也意识到一个人说的话不一定就会在现实世界中对应实现,因而也有"慎言"的主张。此外,提倡"慎言"还有一层原因是基于道德约束,言行一致是评价一个人具有道德涵养的标准之一,只有言行一致了,才能实现"信"。然而做到"信"是有难度的,因为"信"不仅仅是愿意或承诺恪守诺言,它或许更接近于古代的"盟誓"——宣称拥有足够的能力、智慧和资本去履行和实现诺言。{6}在赫大维和安乐哲看来,孔子的"信"是述行性的,它需要足够的行动能力才能达成。"信"是必不可少的。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人无信不立,人是社会中的人,一定会受到法律、契约、道德、礼俗等的约束,"信"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如果不能被建立起来,那么一切将无法推进。既然做到"信"如此困难,所以出言不得不谨慎。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告诫人要检束才能减少过失,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谨慎。并且《中庸》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尔"。从"慎言"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慎独"的修养功夫,"慎独"正如《中庸》中说的"诚"一样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极高境界。
  一个人的言谈不仅可以透视出个体的道德涵养,而且还反映出个人的认知能力,"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这是陈子禽认为子贡贤于孔子,子贡为自己的老师辩护时说的话。子贡的智慧足以知圣人,所以说话也恰到好处,而陈子禽自己的认知能力有限,不识圣贤,却说出子贡贤于孔子的笑话。就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道德眼界如何,故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出言确实不得不谨慎。
  四、予欲无言
  语言虽然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我们可以通过人的言辞来认识一个人,也能够通过语言达成对圣人的理解,但是,语言并不是万能的,语言具有局限性。孔夫子也有无言的时候。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晚年知天命,明晰天道并不是可以言说出来的,不如默而存之,用来敦厚道德。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不可得而闻"向来有相异的两种解说,第一种是说孔子认为"性"与"天道"过分玄妙深奥,索性根本不谈它们;另一种说法,认为孔子不是不讲"性与天道",只因"性与天道"不易为青年学生所领悟,所以很少提及。我们可以推想,子贡说"不可得而闻"那时年龄一定不小了,最低限度也可略懂性与天道的道理。如此,他所说的"不可得而闻",其实是对孔子的赞叹,这赞叹又表示子贡对"性与天道"有所理解。{7}既然子贡能从孔子不言中体会出某些意义,那么这种不言,也就相当于有言了,这就可以成为一种不言之言。{8}那么孔子为什么会采用这种不言之言呢?一言以蔽之,为传道开启方便之门。孔子不愿意客观地谈"性与天道",因而开辟了仁教传统。这对孔门学问传统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使得孔门的学问具有极强的求实性。孔子的学问是一门成人学问,其内容多与日常实践密切相关,孔子对形而上的"性""天道""天命"等都是很少论及的,对鬼神等不能为人把握的事物,更是敬而远之。"子不语,乱、力、怪、神。"(《论语·述而》)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经问孔子如何侍奉鬼神,孔子有意回避地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如何,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另外,"天道""天命"等概念预示着极高的道德价值,是不能轻易被人理解的。徐复观指出: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正是孔子所说的天、天命、天道的真实内容。{9}一方面他们是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孔子面对天道,也只能感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另一方面,"天道""天命"等更不容易被人获知和理解,孔子自述人生历程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从十五志学以后,不断地"下学而上达",也是到了五十才获知天命,那么对于那些年轻的学生来说,又怎么能轻易理解天命呢?因此,孔子采取这种超越语言的方案,即不言之言,让意生言外。不言之言可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语言,它或多或少地让学生获得了对天命与天道的理解。
  《论语》中,孔夫子对语言的种种认识和态度,都是围绕着他的政治道德理想而展开的。语言的主体是人,道德的主体也是人,语言不仅仅是说话,它沉淀着说话者的德性与智慧。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是达成道德认识的条件。巧言和狂言不仅会造成名与实的分离,而且可能导致个体的身心分离,德行败坏,甚至毁坏社会道德秩序。言行一致是评判个人信用的价值尺度,慎言慎行是一种诚挚的态度,能体现人的道德涵养,无言是对形而上的道德概念的一种间接阐释。《论语》中,这些关于语言的讨论,都离不开孔夫子的"从周"理想,都被赋予了这个特定语境統治之下的政治伦理色彩。
  {1} 盛新华:《语言研究与探索》,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66页。
  {2}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5页。
  {3} 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4}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页。
  {5} 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6} 〔美〕赫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7}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8} 夏芬:《〈论语〉中"言"的伦理意蕴》,《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7期。
  {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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