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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像花儿一样


  这几天,我百爪挠心,寝食难安——在茫茫人海中,不知道这半年多以来母亲委身何处,更不知道她又何以为生。
  前几天,堂哥给我打电话,说大娘想母亲了,要来城里看望她。我当即安排了酒店。酒店在母亲做保姆的那家人的小区外,我想这样方便些。其实,母亲做保姆的地方距离我家也很近,步行十几分钟的距离。
  那天,堂哥和大娘来了。到了酒店之后,我去叫母亲。母亲做保姆的那家我认识,在青青花园十六号楼二单元三零一室,这个地址我记在一张纸条上,压在了卧室写字台玻璃板下。十个月之前,是我亲自送母亲过去的。这个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退休前是一名中学教师。她女儿一家都在上海。
  找到三零一室后,我敲了门,连续敲了三遍,屋内没有回应。正在犹豫时,对门房屋的门打开了一条缝,门缝里探出一个脑袋,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一头白发,戴一副眼镜。透过眼镜上方的镜框,老太太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问:"你找谁?"我歉意地对老太太笑笑,指着对门说:"我找这家的保姆。"随即,那条门缝开大了些,老太太挤出半个身子,仿佛吃惊的样子,说:"这家老太太早已经走了,你怎么还——""走了?"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便接着问:"搬家了吗,搬到哪里去了?"老太太从门里闪了出来,脸上写满了问号:"你是保姆的什么人?""儿子。"我回答。"儿子?"老太太的嘴巴张得老大,很长时间没有合上。
  原来这家的老太太半年前就去世了。老太太是心肌梗塞猝死去世的,病来得快,去世得也快。120救护车来了以后,老太太已经不行了。戴眼镜的老太太说,老太太去世后,她女儿一家从上海赶回来,给老太太办理了后事。母亲一直忙前忙后,老太太一家甚是感动。等老太太后事处理完毕后,老太太的女儿多给了母亲一个月的工资,以表感谢。从那以后,母亲就离开了。戴眼镜的老太太说,母亲很勤快,跟那个老太太相处得很好。她们经常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一起在小区的公园里散步、唱歌,一起做饭、吃饭。她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经常说着说着就哈哈哈地笑起来,好得就像亲姐妹一样。戴眼镜的老太太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半年多了,你母亲没有回家吗?"这时我才发现,老太太的门上已经布满了灰尘。对于戴眼镜的老太太提出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是不是找了个老情人,跟着人家跑了?"回到家后,妻子嘻嘻哈哈地对我说。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气愤地朝她扬起了巴掌,妻子看见我恼了,知趣地躲进房间照顾女儿去了。
  我深深地自责自己。母亲离开老太太那里已经多半年了,怎么我一点觉察也没有呢?这半年多以来,母亲去了哪里,她又怎样生活呢?
  应该说,这半年以来,加上母亲在老太太那里的三个月,近十个月以来,母亲都是每两个周回来一次,而且每次都是星期天下午回来,因为星期天我和妻子、女兒甜甜都在家。每次回来,母亲都很高兴,都会讲一些老太太的事情或者老太太家里的事情,讲一些与老太太相处的情况;每次回来,母亲都会给甜甜买一些水果或者玩具等她喜欢的东西。每次,母亲都是买了韭菜或者白菜以及猪肉和其它的一些蔬菜,三点半钟左右准时进门。进门后,母亲便开始和面、择菜,为一家人包水饺。因为母亲知道我从小喜欢吃韭菜和白菜馅的水饺。由于工作忙,更由于我和妻子都不会做面食,母亲来这里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家从来没有包过水饺。包完水饺,在吃饭的前后,母亲都会陪着甜甜在家里或者到小区里玩玩,然后,再回到做保姆的老太太那里。母亲每次回来都是如此,像是规定好的动作。
  母亲去了哪里,这半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
  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我的养母,即我的大娘;一个是我的母亲。为了便于表述,暂且把养母称之为大娘,把这个母亲称之为母亲。
  母亲是一年前突然找到我这里来的,之前毫无征兆。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单位门卫室给我打电话,说母亲来看我,让我去门卫室。
  当时我一头雾水,想大娘怎么突然找到我单位来了,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之前大娘从来没有找过我,甚至电话都很少给我打。即使家里有什么事,都是堂哥找我或者给我打电话。至于我这个母亲,当时我连想都没有想。在我心里,这个母亲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符号,二十年前就不存在了。
  门卫室里,有几个人在取邮件。门卫老陈戴着老花镜低头看报纸。我正想问老陈母亲在哪里,一位老年妇女从凳子上站起来,她齐耳短发、身材高挑,穿着齐整,干净利索,一双大而迷离的眼睛几乎贴在我的脸上迅速地搜寻着。当发现我毫无反应时,她嘴唇哆嗦着、身体抖动着,小心地唤着我的小名——果果。声音很小,像是从胸腔里挤压出来的。随着一声"果果",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愣住了,多少年了都没有人唤我的小名了,尤其是在这张嘴里发出来的,听起来是那么温暖、那么亲切,又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我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位尽管被岁月染上了白发、刻上了皱纹、脸上有些沧桑的老人,但很快与我心里二十年前的那个人契合上。与二十年前的那个人相比,她只是被部分地涂上了"釉彩",整个人的气质、腰身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立刻翻江倒海起来,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心中涌动。
  老陈透过镜框的上方疑惑地看着我们,可能活到这么大,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如此陌生的母子。取邮件的那几个人也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估计他们都在猜测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母子之间正常的情感表达吗?
  母亲的突然到来,使我们平静如水的生活被丢进了一粒石子,引起了层层涟漪。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大娘曾多次催促我:"想办法找找你的母亲,那毕竟是你的亲娘啊。"
  母亲只是一个符号,在我的心里,二十年前她已经死了。
  大娘的命令我不敢违抗,这辈子,我只感恩大娘,她就是我的亲娘——她不但给了我母爱,养育我长大,还中断了堂哥和堂姐的学业,供我读完了大学。其实,要想找母亲也好找,只要找到那个男人就能找到母亲。为了给大娘有个交代,我通过在那个县教育局工作的同学,程序化地了解了一下母亲的情况。
  可以说,二十年来,母亲是在屈辱、嘲讽和孤独中度过的。那个男人被调到了另一个镇的农村小学后,母亲就追了过去。母亲过去后,他们俩在小学附近的一处农家租了间屋,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一起。开始,学校里不知道那个男人的情况,更不知道他和母亲的婚外情。可是好景不长,那个男人的老婆就找到了他们。先是到学校里闹,大骂男人道德败坏,不配为人师表;后来又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满村子里谩骂、诅咒母亲是破鞋,是狐狸精。男人的老婆在那里骂,母亲不但不躲、不藏,而且迎上去大声地唱歌。歌声压过了谩骂声,身材矮小粗壮的男人的老婆愤怒地跳起来抓母亲的头發。大街上,两个女人你採我的头发、我抓你的脸,你踹我一脚、我搧你一个耳光,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像两条发疯的母狗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打累了,两个"土人"披头散发、蓬头垢面,东一个西一个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母亲的脸被抓出了一道一道的血印,上衣的扣子全部散落在地上,敞着怀,露出雪白的肚皮和乳房,鞋子也东一只西一只摔出老远。看热闹的人"分享"了她们精彩的战斗过程和"战利品"——在人们的热情助攻和期盼战斗继续进行的焦急等待中,男人的老婆双手拍打着地继续谩骂,母亲继续大声地唱歌。混乱中,地上的鞋子、一绺一绺的头发和扣子不知道被谁顺手牵羊了。
  如此三番,学校的领导坐不住了,找男人做工作,不管校长怎么说,说什么,男人总是一言不发,却依然我行我素。眼看给男人做不通工作,校长转过身来再给男人的老婆做工作,劝男人的老婆跟男人离婚。男人的老婆却坚决不跟男人离婚,说这辈子要拖死男人,让他一辈子丢人现眼,一辈子背负骂名,一辈子生不如死。
  随后男人的工作不断地调动,同样的节目也不断地上演。最后,男人被调到了最偏僻的学校——一所山区小学,只有男人一个教师的学校。
  这所学校坐落在大山里面。学校有一二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有十名八名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每门课都是这个男人教。
  男人来到这里后,他的老婆也来过两次。不过,这里没有领导可找了,学生的家散散落落离得也远,他老婆一来,男人就让学生放学。可能没有观众了,可能来得路途远了,也可能男人被贬到这个地方女人解气了,来过两次之后,他老婆就再也没有来过。
  接下来的几年,母亲算是过了几年"正常人"的生活。一开始,两个人卿卿我我、风情浪漫,要么跳舞、吹口琴;要么爬到山顶上数星星、唱情歌。大山里本来就人烟稀少,人们又忙着各自的营生,时间久了,母亲常常一个人坐在山坡、坐在地头托着腮发呆,一坐就是半天。爱说爱笑爱热闹的母亲可能感觉到生活的单调和寂寞无聊,要变换一种生活方式——她脱下时尚的服装,换上当地村民的衣服,头上裹着村妇那样的蓝的或者褐色的头巾,跟着放羊的、种地的村民学拉呱说话;在家里从来不下地干活的母亲,竟也跟着村民开垦了几块山坡地,种谷子、种地瓜、种玉米、种蔬菜。后来,母亲与当地的村妇一样下地干活、一样盘腿在地头拉呱、一样咧开大嘴肆无忌惮地大笑,除了星期天穿上时尚衣服、涂上口红与那个男人去二十里外的镇上买些日用品、除了他们的屋子里偶尔传出口琴声和歌声以外,母亲与其他的当地农妇别无二致,就连说话,都是一口的山里方言。
  十多年前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人在城里看见他们俩在商场里有说有笑地买衣服。村里人对母亲说,你儿子都上高中了,有时间回去看看吧。母亲像是没有听见,一点表情都没有,像是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儿子。村里人说,母亲没有见老,仍然很年轻、很漂亮,看样子他们过得很幸福。
  那一年,我通过同学了解母亲情况的时候,同学说,男人已经不当老师了,他瘫在床上已经多年了,母亲天天伺候他。
  二十年的感情隔膜,使我们母子之间像是隔着山、隔着河、隔着海,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我和母亲之间基本没有交流。
  在我的心里,母亲就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奔着我来养老的。我始终幻想着,某一天,母亲突然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无论她去了哪里,无论去干了什么,只要不再回来,只要不再见面。
  每天我一早出门,下午下班后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回家。那一段时间,我总找借口加班,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也另眼相看了,说我端正了工作态度。妻子理解我的心情,她总是劝导我,要理解、同情和包容母亲。她说:"说一千道一万,她还是生你养你的母亲啊。"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也许妻子说得对,但是,我始终越不过自己心中的那道坎。还好,妻子和母亲还能搭搭话。在妻子和母亲的交流中我知道,那个男人会说话,会讨母亲开心;至死男人的老婆都没有和他离婚,母亲和那个男人生活了二十年,也照顾了病患中的男人整整十年。男人去世后,是母亲安葬了他。妻子说,母亲在给她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放着光,一脸幸福的样子。
  我和妻子都上班,平时,甜甜住在姥姥家。甜甜的学校离姥姥家近,每天都由姥姥接送上学、放学。甜甜虽然上小学一年级,但是妻子给她报了许多兴趣班、辅导班。甜甜每两个周的周日回来一次,期间我和妻子抽时间到岳母那里看看孩子。母亲每天都起得很早,起来后,总是蹑手蹑脚地给我们做早饭。当我们吃完早饭上班后,她就开始清理屋子里的卫生。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角角落落都清理一个遍;然后上街买菜。中午我和妻子都在单位吃,她自己就对付着吃一点。下午和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们聊聊天。才到我们家的那段时间,母亲见我每天回来都很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晚上吃完饭,清理完卫生,便匆匆下楼,直到我的卧室里关了灯,她才蹑手蹑脚地回来。每天如此。
  偶尔和母亲两个人在家,有时候我看到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呆;有时候偷偷地抹眼泪;有时候她拿着拖把拖地或者拿着抹布擦拭家具,总是很不自然地弄出点动静,然后用乞求和渴望的目光看着我,我能看出来,她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我搭讪。还要说什么呢?是要说她这二十年的经历吗?是要说她这二十年的苦难吗?我不想听这些烂事,这是你自作自受!说让我原谅你吗?这个"结"恐怕一辈子也解不开了!每到这时,我都是要么踅进自己的卧室,要么开门出去。每当这时,我看到母亲的脸总是红一阵白一阵。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小区里和母亲一起拉呱聊天的宋阿姨把母亲介绍去做保姆,我的生活才又基本恢复了正常。
  这几天,我先后找了宋阿姨以及原来和母亲拉呱聊天的老头老太太们,他们都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看着我:"这么长时间,你的母亲去了哪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有的则怀疑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前一段时间见你母亲陪着孩子玩,还高高兴兴的呢。"
  面对大家的质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无法回答。
  这几天,我在周边的大街小巷、公园、车站、商场、小区到处寻找着母亲,希望从某一个角落看到母亲的身影,可是一无所获。
  想想母亲对这个城市不熟悉,更没有什么亲戚和熟人,她能去什么地方?母亲还像做保姆时一个样,每两个周的周日回来一次,很有规律。每次回来,母亲都讲做保姆那家的老太太的事。说来也怪,甜甜虽然与母亲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祖孙俩很有缘,甜甜总是奶奶长奶奶短的,缠着母亲玩得很高兴,母亲也很开心。而且每次回来,母亲都穿着干净利索,不像在外面受苦受难的样子。至今我弄不明白,明明那个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可是为什么母亲讲起那个老太太来,还是那么高兴,好像老太太依然活着的样子。
  母亲肯定有不可言说或者难以启齿的事。难道真的像妻子所说的母亲又找了个"老情人",又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去了吗?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再找个"情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我们村里,母亲名声不好。就是到现在,老一辈人说起母亲都摇头:"那个女人呀,唉!"
  母亲是个美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校花、廠花之类的。在我们村里,母亲是绝对的村花。她高挑个、大眼睛、嘴角和眼梢总是微微翘起;一头黑黑亮亮的长发,用一条花手绢束在脑后,还有太阳永远也晒不黑的白皙的皮肤。小时候,在大人的闲言碎语中,我听得出,在母亲与父亲结婚前,姥姥家的门槛都被媒婆踢平了。母亲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虽然三次参加高考不中,在村里也是文化最高的人了。很多小伙子看上了母亲,纷纷请媒婆上门提亲。可是,当母亲问媒婆小伙子是干什么的时候,母亲便连连摇头,连小伙子的面都不见。时间一长,媒婆们明白了,母亲心气高,一般男人是入不了她的法眼的。母亲选男人的条件是"一工人、二军人、三教员"。那个时候,在农村,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人少之又少;在城市里,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人,谁又愿意娶一个没有"粮本"的农村姑娘呢?但是,父亲符合,不但符合,而且还符合这三个职业条件中的第一个——工人。
  父亲是一名工人,是一名吃"皇粮"的工人。这在当时是一份让人很眼红、羡慕和嫉妒的职业。父亲有这份职业,是因为我爷爷是大队里的老支书。爷爷临死的前两年,在上级争取了个招工指标,父亲就成了矿山石料场的一名工人。
  母亲和父亲的婚姻都是有条件的——母亲要的是父亲的工人身份;父亲要的是母亲的漂亮。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惹得十里八村多少小伙子大姑娘的羡慕,称他们是最完美的绝配。
  父亲所在的矿山石料场离家很远,他每个周的周六回来。刚结婚的时候,村里的人经常看到,每到周六的傍晚,母亲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村外等父亲。母亲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用右胳膊环着父亲的腰,头贴在他的后背上。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父亲一路摇着车铃呼啸着进入村子。
  母亲是村里唯一没有下地参加过劳动的人。母亲天天花枝招展地要么跟着半导体收音机唱歌;要么圆润的屁股一扭一扭地到田间地头捉花蝴蝶;要么待在家里一边唱着歌,一边踩着父亲买来的缝纫机给自己做衣服。那时候,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白天晚上地聚拢在我们家里,听母亲唱歌、拿母亲做的衣服在自己身上比量;时间一长,她们也在集市上买来母亲穿的衣服的布料,让母亲给她们做漂亮的花衣服或者跟着母亲学唱歌。村里的一些小伙子以不同的理由——有的来借锨、有的来借镐,磨磨蹭蹭、腻腻歪歪;有的则趴在我家的矮墙上,流着涎水、瞪着冒火一样的眼睛,像是把母亲一口吞下。
  母亲天天生活在人们热辣辣的羡慕中。
  时间一长,村里的那些婆婆妈妈们三三两两地在我家院墙外,指桑骂槐、指鸡骂狗。骂母亲这个浪逼骚货像妖精一样天天勾引得小媳妇不下地干活;勾引得大姑娘跟着坏小子夜里溜墙根;勾引得小伙子回家打老婆闹离婚。
  母亲爱说爱笑爱热闹,这一点与父亲正好相反。父亲名叫石大柱,长得像石头一样结实,说出的话也像石头一样硬邦。父亲是个"闷葫芦",半天不说一句话,想要说话,脸先憋得像鸡冠子一样,话一旦出了口,就像砸石头,一句话能砸得让人半天喘不过气来。父亲在家时,满院子都是母亲百灵鸟似的叭叭叭的说笑声,听不到父亲说话的声音,他与母亲基本上没有交流。每当父亲回到家,看到院里院外不断人,他就耷拉着脸,不是摔盆就是砸碗。母亲一脸灿烂地说,人家来就是看得起咱。父亲的脸先红起来,然后,闷着嗓子说,人家是来耍猴!看见小伙子的眼睛在母亲身上滴溜溜乱转,父亲手抖动着指着母亲的鼻子咆哮:邱菊花,咱家是妓院呀还是配种站啊!
  渐渐地,来我家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少了起来,母亲也渐渐地失落起来。失落的不仅仅是家里来的人少了,更是对生活的种种期盼和向往。村里的人们很少再见到母亲去村外接父亲了。
  母亲出事是在结婚一年以后。
  有一天,母亲突然失踪了,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开始,大家都认为她回娘家了,谁也没有当回事,因为过去母亲有过这样情况。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母亲回来,一家人开始着急了。大娘先是派人去了十里以外的姥姥家,又派人分头去了亲戚和认为母亲可能去的人家,就连附近的池塘都找遍了,连续找了几天,一无所获。就在大家绝望的时候,一个月后的一天,母亲突然一脸颓丧地回来了。在大家的责备和训斥下,母亲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她听说,上中学时,一个曾经疯狂追求过她的男同学在部队里提了干,母亲就去了这个同学部队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找这位同学去了。父亲知道情况后,像一头发疯的狮子,他那双与石头打交道的手,雨点似的没头没脑地落在母亲的身上。据说,当初如果不是大娘跪着向父亲求情,以死相劝,说不定母亲就死在了那一场打骂里。
  日子就像村外小河的流水,波澜不惊、平淡无奇地缓缓逝去。我一天天地慢慢长大了。
  那一年我上小学了。小学坐落在村子的北面,周围几个村子里的孩子都在这所小学里上学,教师也都是这几个村子里的民办教师。也就是在这一年,学校里来了一位公办教师。他姓亓,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当时他三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戴一副眼镜,是我们这所学校唯一一位公办教师。他的到来,使得原来不开的课比如音乐、比如美术都开了起来。他唱歌很好听,和收音机里唱出来的一样一样的。他不但歌唱得好听,还会画画、会吹口琴。音乐的旋律经他的口琴里吹出来,像行云流水,特别悦耳;他笔下的小河、花、鸟、树木、庄稼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同学们都很喜欢他,都愿意上他的课。
  由于他的家在城里,所以,他只能每个星期的星期天回去一次。那时的小学很简陋,一排北屋,其中有五间教室,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隔出一间兼做他的寝室,一块供上体育课的操场,几块用砖头和水泥板搭成的乒乓球台子。学校里没有围墙。
  每当月朗星稀的晚上,他都在位于学校不远的小河边上吹口琴。这条小河七八米宽,河底很浅,河水清澈,常年有水,是村里人饮用和灌溉庄稼的主要水源地,也是夏天排洪的重要渠道。河上有一座木桥,是河两岸附近村庄的村民往来的唯一通道。我们村距离木桥有五百多米远,因此,每当春秋河水少的时候,来往两岸的人往往挽起裤脚,手里拎着鞋,几步蹚过去;而到冬天,河水结冰的时候,人们便在冰上过河;只有夏天雨水大和冬天结冰前化冰后的寒冷时节,人们才绕行木桥过河。琴声悠扬,在空旷的夜色中传出老远。琴声将村里的大人孩子吸引了过来,纷纷蹚过小河或站、或坐地围在他的周围静静地听。大家都感觉到神奇,一支小小的口琴经他的嘴里吹出来,像天籁之音,竟是那样的美妙动听。可是,大家只是觉得音律柔柔的好听,却不知道他吹得是什么(长大后回忆起来,才知道他吹的大多是前苏联民歌或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等)。时间久了,人们渐渐地失去了兴致,听他吹口琴的人逐渐少了起来。最后,听众就剩下母亲一个人了。每天晚上吃完饭,母亲收拾完碗筷,雷打不动地去他那里听他吹口琴。有时,我跟着村里的孩子疯跑累了回到了家,母亲还没有回来,我便独自睡去,不再等她;有时,一个晚上并没有听到口琴的声音,母亲照样回来得很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开始悉心地打扮自己了。母亲洗了手洗了脸,坐在凳子上,先是长时间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再从一支小瓶子里用食指蘸出一点乳白色的香喷喷的雪花膏,将手指上的雪花膏在额头、下巴和脸庞的两侧点点,然后,用两手在脸上轻轻地搓。有时,母亲把我拽过来,让我在她的脸上闻闻,问:"香不香?"我说:"香。"母亲就很高兴地在我的脸上亲两口。抹完雪花膏,母亲再拿出唇膏,轻轻地在她薄薄的嘴唇上涂上红红的唇膏,上下唇吧嗒两下,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脸颊上便飞上红晕,闭上眼,很享受的样子。
  冬去春来,冰雪融化。一天下午,我和淘气吸溜着鼻涕在街上弹溜溜球,由于所带的几个溜溜球都输光了,便跑回家拿球。跑回家,屋门紧闭。我以为母亲在家睡觉,透过糊在玻璃上翘起的报纸一角,看到坐在床角的母亲,眼睛里噙着泪;吹口琴的那个男人躺在被窝里将他的两只脚伸进母亲胸前的棉袄里,母亲两只手在他的腿上深情地搓着。母亲一边搓,一边与那个男人说着什么。
  等到天黑透了,我才蹑手蹑脚地回到家。母亲正在做饭,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母亲眼睛红红的。母亲忙着手里的活计,看到我像没有看见一样,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训斥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看到桌子上摆放着母亲以前用过的那种雪花膏、唇膏,还有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一把木梳。我知道,这些都是那个男人买来的。
  时间不长,村子里再也听不见口琴的吹奏声了,那个男人被调走了。
  没有音乐的村子,安静下来了。母亲却一刻也没得安宁。她整天像掉了魂一样,灶台里点了火,锅里却忘了加水;锅里的水烧干了,要蒸的馍却依然在案板上放着。
  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天下午,绰号叫"大喇叭"的淘气他妈去代销点买东西给母亲捎回一封信。淘气他妈很神秘地将信交给母亲。然后,踮起脚尖,勾着头凑向母亲,两只眼珠子骨碌骨碌地盯着母亲的脸小声地问:"谁来的信,怎么没有写信人地址呢?"母亲把信拿在手里,用目光扫视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一个亲戚写来的。"然后将信揣进了口袋。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却泛起了红晕。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见我睡着了,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忙活了起来。那时,我好像预感到了什么,并没有真睡,只是躺在被窝里假装睡觉,用手指挑起被窝的一角看着母亲。母亲把头几天给我浆洗的衣服折叠起来,漏洞的,补好;短了的,在袖筒、褂子下摆、裤角上接上一圈;在橱子里拿出早就准备好了的青色的布和棉花,比着现在的棉袄、棉裤,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加了两个手指的宽度,裁剪了布料,做了一套崭新的棉袄、棉裤。做完这些,母亲和了面,将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的韭菜和肉切了馅,给我做了两碗饺子。母亲把饺子放在桌子上,在我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两下,然后,抓过装有她衣服的包袱开门就往外走。
  "妈",我大声喊道,"你到哪里去?"母亲一个激灵,她的左脚已经迈出门外,右脚悬在了半空。
  "妈,你走了,我怎么办?"这时,我从被窝里爬起来,泪水已经挂满了脸。母亲只是犹豫了一瞬,头也不回地闯入了夜幕中。
  "妈!"我光着屁股跳下床,冲出门外。"妈,我恨你!"我一边向外跑,一邊喊。
  黑暗中,一个人将我死死地搂住,然后,将我死死地揽入怀里——这个人就是我的大娘。
  从那开始,我跟着大娘过日子。大娘待我比她的亲儿子都亲。
  母亲走后不到半年,父亲去世了。据说,母亲走后,父亲天天精神恍惚,脑袋耷拉着,像要插进自己的裤裆里。那天在山上工作的时候,一块大石头从山坡上滚落下来,工友们大声喊着正在下面往车上装沙的父亲,父亲的耳朵好像聋了,依然故我慢吞吞地往车上装着沙,石头从父亲身上滚过去了——
  那时,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由母亲造成的。
  找了几天,不见母亲踪影。星期天就要到了,按照以往的习惯,母亲该回来了。我想,等她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弄清母亲这多半年以来生活的真相。
  为了更好地与母亲沟通和交流,星期天那天,我支走了妻子和女儿。
  那天下午,三点以后,我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机调为静音,两只耳朵却始终支棱着,等着母亲敲门。三点四十,敲门声传来,我立即从沙发上弹起来,迅速地去开门。
  母亲像往常一样来了。她穿了一件翠绿色的上衣,头发绾在脑后,显得很精神。按照之前想好的方案,我刚想叫声妈,却感觉喉咙黏住了,张了张嘴,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她提着菜,疑惑地瞥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像没看见一样,从我身边绕过去,径直去了厨房。母亲放下菜,回头见我跟在屁股后面,淡淡地问:"甜甜她娘儿俩呢?""今天有事出去了",我赶忙回答,"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哦",母亲好像很失落:"忙你的去吧。"说完,她随手把厨房的门关上了。
  这一切与我之前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生气地捶了两下脑袋。
  我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之前想得好好的方案,现在却感觉一步也无法实施。
  我心里愤然:母亲一辈子只顾追求自己的幸福,从小将我抛弃,哪管我的死活?如今,不但自己找我来养老,难道又要追求所谓的"狗屁幸福",还要再找个人来让我为"他"养老吗?如果这样——
  ……
  四点五十分,母亲从厨房里出来了。我用手示意她坐下,母亲眼神有些茫然,迟疑了一会儿,嘴唇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然而什么也没有说。她缓缓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想想这半年多的过往,母亲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准备避开"老太太"的话题,直接进入主题。
  我将茶杯放在她面前,试探着问:"最近生活得还好吧?"母亲烫着似的,将伸向茶杯的手迅速地缩回去,吃惊地看着我,像是看一个怪物或者是一个恐怖的人。随即,她扭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表,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老太太感冒了,我要早点回去。"说完,母親从沙发上站起来,转身向外走。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将我构想的"方案"一下子冲击得七零八落。母亲一口水没有喝,自己的处境一句也没有说。
  母亲走了,就像当年她执意地离开我一样决绝。
  我呆呆地站在客厅里。母亲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不然她不会这么紧张和敏感。无论什么情况,我都要弄清楚母亲目前的生活处境和生活状况。否则,这个"谜"将更难以解开,今后的难题将更难以解决。想到这里,我呆不下去了,迅速地冲下楼去,骑上自行车,朝着母亲追了过去。
  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我始终与她保持着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出了小区大门,母亲沿着公路的人行道朝东走了。原来,母亲当保姆的那一家在西面,以前,她总是向西走的。现在向东走,会向哪里去呢?
  小区外有好几路公交车站点,母亲没有坐车,而是一直步行,看来她住的地方应该不远。如果租住在周围这一片小区,租金应该会很高,母亲不会有这么多的钱;如果不是租住,那应该是什么情况呢?
  母亲沿着公路一直向东走,大约走了二十分钟,突然拐向路边的一处停车场。几分钟后,母亲从停车场里骑出一辆三轮车,然后沿着公路继续向东走。
  我知道,这周边是蔬菜、水果、建筑材料、再生资源的集散地,每天送货、批发货物的车辆多,熙来攘往前来购物的人也多,母亲的三轮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代步还是购物?
  再向东走,路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矮,商家越来越凌乱、越来越芜杂,城乡接合部的气息越来越浓。大概行驶了十分钟,母亲拐下了大路,走上了一条乡村公路。一百多米长的商业街连着城市和乡村,路的那一端便是村庄。路的两侧有烟酒店、酒水店、理发店、烧饼铺、修车铺、快餐店、联通、移动服务站等等。有的店铺将货物摆在了店外,店外的人跟母亲打着招呼,母亲一路打着招呼一路向前骑行。转眼间,母亲驶入一个大院。看样子,这个院子是一处改造的居民院落,院子四周都是三层楼房,朝街的一层都改作了商业。我加快了骑行速度,在院子的大门外看到母亲停下了三轮车,然后,打开了坐落于一层的一间房门,走了进去。
  显然,母亲对这一片区域、对这里的人们都非常熟悉,她是租住在这里、在这里做生意,还是在这里成了家?我没有贸然进去,躲在一处店铺后面抽着烟。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去了母亲刚才进的那个大院,找到了母亲进的那扇门,却发现门上挂着锁。正在犹豫时,院子里一位往三轮车上装日用百货的中年妇女打量着我,问:"你找谁?"我指了指门说:"我找……"没等我说完,那位妇女说:"哦,你是来找老太太卖废品的吧,她跳舞去了。"卖废品?跳舞?我像是听错了,怔怔地站在那里。突然我发现,母亲骑的那辆三轮车把手前挂着一块三合板牌子,上边用红油漆歪歪扭扭地写着"收废品"三个大字。中年妇女一边往车上搬东西,一边嘟囔,像是自言自语:"白天收废品,晚上跳舞。唉,还是老太太活得潇洒啊!"看到我还在那里站着,妇女又说:"明天再来吧,她到街头小广场跳舞去了。"
  街头的小广场上,站满了人。广场中央站着几排跳广场舞的妇女,年龄大的已经满头白发,年龄小的也有三四十岁。在五颜六色的装束中,母亲特别惹眼。她穿着一身鑲着花边的大红色的舞蹈服,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她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地做着示范。播放机里传出宋祖英的那首《好日子》——
  啊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
  好看的舞蹈送来天天的欢腾
  阳光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哟
  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
  ……
  灯光下,和着欢快的旋律,母亲一招一式是那么的舒展、优雅、轻盈;母亲的脸上绽放出像花一样幸福和灿烂的笑容。她幸福的笑容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颤动了一下,鼻子一酸,泪水涌出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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