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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汛读后感摘抄


  《凌汛》是一本冯骥才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1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凌汛》精选点评:
  ●对于一个不了解伤痕文学的人来说,冯骥才的这本小书能把我一下带回到那个年代,体验十多年寒冬窖藏之后,突然开始有花朵冲破冰层毅然盛开的狂喜。比起上一本《无路可逃》,这一本无疑是轻松得多的,历史开始往好的方面发展。看到有的人对伤痕文学是持以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们"文学政治大于艺术,政治效应大于文学效应"。可是在当年的环境里,这样粗糙而局限的发声,已是不易。这不禁又让我想起《狂热分子》中,霍弗说言辞人总是走在改革的最前头,他们才是改革初期最有力的推动者。
  ●好人们
  ●确实因为文笔较好吧,写的挺有意思,少了沉重,更多的劫后余生的庆幸。
  ●看到最后只记住冯对伯乐至情至深的感谢
  ●看完了无路可逃,意犹未尽又跑来把凌汛买来看。以前对大冯知之甚少,更无法想象出他在那十年里究竟经历过什么,又是怎样一点点熬出头的。我惊叹他的才情,敬佩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仍能保持人性淳朴善良的言行。有那么多没能捱过来的优秀文人,大冯是幸运的。
  ●可以看出冯老对引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感情之深。
  ●如果喜欢冯骥才,此书很值得一读,看看这位作家在初入文学路时的心路,里面出现的人物都是当代文字举重若轻的人物。看伤痕文学的兴起,看时代转折浪潮中,文学如何以它独有的方式去感召重人。
  ●关于人文社的个人记忆,注重细节,充满真情。只是附件忆韦老太的文章,好像把他俩的认识时间记错了,从正文看应该是1977年,而不是1979年。
  ●无甚可观
  ●看冯骥才这种非虚构反比小说有意思,能满足我对那个时代的好奇
  《凌汛》读后感(一):一个文学时代的景观
  《凌汛》是作者记录他1976~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写作时的一段经历,。那个年代,政治暖流让文坛涌动了起来,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作品用激动、真情、反思记录着人的心灵和社会的变化,全社会呈现人人爱文学的活跃。虽然严寒总要与暖流、春风拉锯,但繁荣的景象令人感动。
  《凌汛》读后感(二):往事如烟,寻觅尚有痕迹
  我称冯先生叫大冯是有点托大,但大冯确实文学界的资深人士都这样叫的.自从他担任了副部级高官,我确实没见他写过很精彩的作品,虽然他做了很多很好的文化事,但作家还是要有作品的。可是,一个作家在奉献了很多好作品之后,还这样期待他是不是有些过分呢?比如一个老农民,青壮年的时候种得很好的粮食,我们还能期望他在年老力衰的时候,还下田干活种出粒粒香甜的稻谷?所以对作家我们也不能这样不近情理地要求。大冯的这部回忆,写的很精粹,那个年代的好事儿好情景好人儿都宛在眼前,值得称道。前些年王培元教授写过一本《在朝内大街166号与前辈相遇》,也是很好的作品。现在的朝内大街166号正要拆迁,一年后是再也见不到166号了。那些如烟往事也只能在纸上寻找了。
  《凌汛》读后感(三):太多的"社交"属性
  感觉这本不如上一本记录wg生活的《无路可逃》。
  大约上一本是纯自我的写作,这一本记述76-79年冯骥才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经历的书,有了太多的"社交"属性。
  当然人老了之后回忆年轻时候的自己和周围,特别是刚刚从wg那种恐怖中缓过劲儿来的自己和周围,往往是美好的成分多吧。
  因此冯很看重那种"小拳拳捶你胸口领导你坏坏人家都受伤了"的伤痕文学写作,也把那种钦定的某种程度上的写作的"自由"看的很重。
  所以称之为"凌汛"。
  因此反思就相对少些,并没有一言涉及这大河的解冻不过是稍微温和一些的篱笆的圈养。
  这就是中国特色式的作家的悲哀。
  冯是好作家,不够一流,但至少二流是以上。就冲他整理和反思wg中普通人遭遇的种种努力,也该获得一流的尊重。
  《凌汛》读后感(四):冯骥才的早春凌汛
  如今的冯骥才以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者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而留在文学读者记忆中的,更是那个写《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写《一百个人的十年》的作家冯骥才。而奔波于乡野,为即将逝去的民间文化大声疾呼的冯骥才,其实也并未忘却自己的文学来路,当从友人那里得知坐落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就要拆除翻盖新楼时,"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怦然一动",这便是《凌汛:朝内大街166号1977-1979》一书的起因了。"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栽进一个时代",冯骥才所记忆的这个时代,即新时期的萌发,亲历者的所见所闻,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有另一番新意。
  说起出版社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各个时代有各自的特点,但如1977年的此种"借调写作",大约是前不可见,后来亦绝吧。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出版社可以放开出书了,但发现书稿奇缺,"当时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也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这就给籍籍无名的业余写作者以机会,出版社要从他们中间寻到合适的人选,打磨出可用的书稿。所谓"借调写作",即这些写作苗子"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吃住都在社里,吃的用的自己负担,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冯骥才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来此修改长篇小说《义和拳》,这一"借调"就是两年,如此一段时光既是他个体生涯中的关键一环,亦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文学界在新时期的悸动与波折。
  冯骥才的《义和拳》虽几易其稿,但终究是改出来了,不过予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那些稿子没能改出来的作家。他回忆了一位早三四年就借调到社里的作家,辽宁铁岭人,一肚子乡土传奇故事,善于讲述,多好的小说素材,却在这反复修改的书稿里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位铁岭作家要修改的小说,起笔于文革中,这几年政治形势颠来倒去,小说人物与情节必须紧跟着变来变去,"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明天政治风云突变,反面人物变成造反派,正面人物换成老干部",把这位作家折腾得够呛。终于有一天编辑无可奈何地告诉他,正反人物逆转,这个小说怎么也改不出来了。作家只好黯然离去。这不禁让我想起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由于在特定的时代写作,不得不打上特定的烙印,作品内容紧贴现实,呼应着其时的政治要求,"在形势大变以后,原来的政治正确的保证反而难以保证正确,恰恰显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征兆",王蒙亦是无法修改出来,小说的出版终竟搁浅,束之高阁。《这边风景》放置了二十多年,于2013年才正式出版,见证了王蒙的创作轨迹,亦留下了一份有意味的文学史料。
  让冯骥才体味到春之寒冷的,应是他大胆写出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写《义和拳》的姐妹篇《神灯》时,意外受诗人叶文福忏悔的震动,那是一次酒后,叶文福痛苦反省当红卫兵打自己老师的往事,"大冯,你要绝对相信我——我对革命是赤诚的,就因为赤诚,我打得才特别狠!"受此触动,冯骥才的记忆中浮出类似的故事,暂停其他小说的写作,先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名为《创伤》。拿给人民文学社,却给社里出了个难题,审查意见难以出炉(在此期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因题目相似,决定改为《铺花的歧路》)。事情的复杂以致流言四起,"冯骥才的稿子出问题了,完了,冯骥才是反革命了!"人文社专门召开"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讨论《铺花的歧路》、《冬》(孙颙)、《生活的路》(竹林),解决思想的争端,"这时,我感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之后,这篇小说先刊发于1979年第2期的《收获》上,同年人文社出版单行本,虽仍然争议不断,但开堤的潮水已然是不可阻挡的了。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既是文艺界的重聚,也是文学风向一路向前不可逆转的标志。
  朝内大街166号,对冯骥才的人生有极大的意义,自然其本身也有着复杂的况味。王培元的《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即记载了在这里出入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悲剧画像。而冯骥才的回忆中,韦君宜、严文井、秦牧、王央乐、李景峰等与朝内166号息息相关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令我们难忘。一个简单的门牌号,一个老旧的出版社,予作家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因之,冯骥才言道,"如果老楼拆了,回忆更无凭借。我要赶紧去趟北京,站在老楼前拍张照,为了纪念,更为了永远的记忆与深刻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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