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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文化视野下的王锦第


  《王蒙自传》中,王蒙背负着忤逆的罪名,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向读者展示了他父辈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还原了父辈的生活真相。王蒙的父亲——王锦第作为有着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然而进步的思想并没有给王锦第带来幸福的生活,相反的是多重文化冲突成就了王锦第一生的悲剧,以至于王锦第到
  了年近六十岁的时候还感慨"他的人生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1]
  一.王蒙眼中的王锦第
  自传中王蒙大胆地披露了父亲——王锦第诸多不光彩的事情: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甚至有嫖娼的劣迹等。王蒙写自己祖母、二姨和母亲"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2]王蒙在自传中抱着一种"有些轻蔑"和嘲笑的态度,认为父亲只不过是新学、西学的冲击中所造就的"悲喜剧的堂·吉诃德——搅屎棍",认为父亲人生悲剧的原因是其"性格使然"。
  王蒙不仅在自传中揭示了父亲诸多劣迹,而且在小说中也对父亲进行了审视与批判。重读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我们可以看到王蒙通过倪吾诚之子——倪藻目击倪吾诚的人生悲剧,留下一连串耐人寻味的思索:"……一个堂堂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既留过洋又去过解放区的人,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的?他感到了语言和概念的贫乏。倪藻无法判定父亲的类别归属。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堂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3]倪藻作为目击者对父亲进行了审视与反思,然而,穿行于文本话语中的叙述者不正是王蒙自己吗?在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王蒙对父亲的剖析与质疑,王蒙以王锦第为原型塑造了倪吾诚的形象,并通过倪吾诚的形象来反思王锦第,审视像王锦第一样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揭示其父辈们真实生活状态。当王干问到:"《活动变人形》有没有自传色彩在里面?"王蒙回答:"当然有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作品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经验,所以都是‘自传"。[4]王蒙把自己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通过艺术加工和艺术发酵写进了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剖析他眼中的王锦第。
  二.多重文化冲突中的王锦第
  王锦第作为新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应该有着与他同时代人一样的魄力来推动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大变革。然而,他的一生却"穷困潦倒",仅仅是"性格使然"吗?笔者以为不仅仅是王锦第性格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王锦第生活的时代使然,是那个时代和时代的多重文化造就了王锦第一生的悲剧。王锦第生活在中国文化正处于激烈的蜕变时期,作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和否定者、西方文化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以及新文化的极力追随者,长期处于多重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之中,虽然始终都处于寻找的状态中,但始终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直到晚年,他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来到了延安,企图追随伟大的革命文化,然而,延安也没有王锦第这样知识分子的位置。正是这多种文化冲突、矛盾,才造就了一个"失败"的王锦第。
  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探析多重文化视野下的王锦第。
  (一)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王锦第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龙堂村。他的家乡愚昧、落后和残酷。为了防止孩子离开乡土,害怕孩子受到新潮尤其是革命潮流的影响,孩子小的时候就被早早地教会手淫和吸鸦片。王锦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和否定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愚昧、落后和残酷的一面。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出龙堂村,逃脱愚昧的家乡对他的戕害。走出龙堂村不能不说是王锦第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与明智。正如王蒙的异母弟弟在王蒙父亲的墓前所说的那样,"父亲的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走出了龙堂村"。[5]离开了龙堂村的王锦第,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他时常抨击故乡,给他的儿女们讲故乡的陋习和愚昧。作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王锦第是理智和决绝的,然而,可悲的是这种理智和决绝促使王锦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
  (二)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走出了龙堂村的王锦第似乎看到了光明与希望,他极力地追求西方文明,对西方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学习英德日俄语,学习西方的文明。然而,不幸的是他只不过是习得了西方文明的皮毛而已,并没有把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撇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片面汲取西方文化,只能造成文化的畸形和片面性。在追求西方文明的过程中,王锦第注重的只是西方的礼仪,学会了讲究卫生和吃西餐,养成了大而无当、眼高手低、不着边际的习惯,"他对俗务和他最缺少的银钱一万个瞧不起"。[6]王锦第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即使主观上希望彻底与传统文化断裂,客观上却依然保存了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因子。在这种情况下,王锦第一方面片面地追求西方文化,其结果只能学习西方文化的皮毛,而决不可能掌握西方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处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之间,虽然极力想挣脱出来,却又无能为力,因而也就造就他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文化人格。
  (三)新文化的追随者
  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整体性现代性冲动,它不仅动摇了中国封建思想几千年的统治地位,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弘扬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王锦第也不例外。他作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同样向往民主、自由、平等,成为新文化至诚的信奉者与追求者。王锦第虽然向往民主、科学、平等和自由,当时的社会土壤却不具备从根本上满足民主、科学、平等和自由的历史条件。作为新文化追随者的王锦第只是学会了西方文化的皮毛,喜欢结交外国人,学会了讲究卫生和吃西餐,这不能不说是王锦第的悲哀。王锦第学习西方文明没有错,但不能停留在西方文明的表层上,而是应该先"拿来主义",然后批判的学习和继承西方文明的内在精神,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
  (四)革命文化"受伤者"
  王锦第的一生都在追求自由、民主,然而时代的局限却没有给王锦第所要追求的自由和民主,更没有让王锦第过上幸福的生活。直到晚年,王锦第还处于矛盾和迷茫之中,始终没有找到他的人生位置。在经过了诸多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晚年的王锦第决定到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通过革命文化来完成他的人生追求,实现他的自由民主,来成就他一生的梦想。可是,到了延安的王锦第发现革命文化并不适合像自己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自己追求的绝对的自由与民主得不到革命文化的赞同与响应,而与革命文化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于是,王锦第最后的一点理想也终究走向幻灭,最终成为一个革命文化的"受伤者"。他的一生处于多重文化的夹缝中,注定了其悲剧的一生。
  三.结语
  王锦第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着自身性格上的弱点与弊病,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造就了王锦第失败的一生。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新文化、革命文化接连不断地影响着王锦第,但都无法给王锦第一种安定和幸福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当重新解读《活动变人形》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倪吾诚或者王锦第的痛苦、矛盾、郁闷与惆怅,而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与痛苦的灵魂。他们生存在中国文化激烈的蜕变之中,生活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之中,各种文化让他们应接不暇,在混乱的多重文化中他们极力挣扎着寻找出路,寻找他们自己的人生位置,然而,多种文化没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而是让他们处处碰壁,无所适从。王锦第作为那个时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悲剧的人生既有主体性的扭曲,也与时代困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释:
  [1]王蒙.王蒙自传[M]第一部"半生多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0.
  [2]王蒙.王蒙自传[M]第一部"半生多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4.
  [3]王蒙.王蒙文存[M]之二.活动变人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06.
  [4]王蒙.王蒙文存[M]第20卷.王蒙、王干对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25
  [5]王蒙.王蒙自传[M]第一部"半生多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9.
  [6]王蒙.王蒙自传[M]第一部"半生多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2.
  徐明霞,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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