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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家治学看当今学风


  吴 天
  名家治学对后世的影响力,犹如高悬的日月星辰,明亮而持久,人们不仅仰慕他们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非凡成就,更为他们在治学过程中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司马迁曾在《孔子世家》中引用诗经语,高度评价孔子对后世的影响力:"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使人遵循。)名家的治学经验、治学态度、治学精神对学子来说就像那可遵循的大道,他们严谨治学的作风、高远的治学境界则令人瞻仰。时下有不少文章对学界浮躁学风和学术的腐败痛加针砭,希冀寻求整治之道,还学界以清明天空。可文章多抽象概括浮躁腐败现象,探讨整治思路,多从外界出发对浮躁之人腐败之风以压力。而实际上欲人人皆为圣贤,仅靠外在的压力、惩治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需要问题主体的自我端正。而问题主体仅有畏惧之心而看不到纠正的方向、途径,看不到纠正的重要性必要性,思想心态没改变,那他的浮躁和腐败的作风还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复呈现。众所周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名家的治学风范就是众人的榜样,榜样的力量就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会滋润因浮躁腐败而变得枯萎的心田,那生机那活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焕发出来。所以说探讨名家的治学之道,对今人学习更有范式的意义,使人反省体会更具体深刻,纠偏纠过更有内驱力。因此本文以名家的治学来观照今人治学之弊,以期对今人治学纠偏纠过有所启迪。
  一.甘于清贫,甘于寂寞。有理想,有信念。
  中国现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们求学治学的过程往往经历过许多逆境、困境的考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民生凋敝,六、七十年代文革风雨,饥寒交迫、贫病相困都不能消磨他们对研究学问的恒心,身心迫害也无法停止他们研究的步伐。如蔡尚思、张舜徽、朱光潜、季羡林等老一辈学术名家,哪一个没有经过旧社会困苦生活的磨难?如蔡尚思回忆文中云:二十年代末,他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每到借来的钱快用完时就更加精打细算,"有时只吃一个小馒头,多喝几碗水度过一天,肚子饿得咕咕响。""多年都只穿那件旧棉袄过寒冬。"回忆至此还不觉心酸泪下。数十年后(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常常做挨饿的恶梦。可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对孔子思想的长久研究就始于此。三十年代在南京的图书馆苦读期间,也正是他失业之后的日子,而之后他的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通史方面的许多巨著都有赖于此时的苦读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又如,张舜徽在文革十年期间,是重点批斗对象,"被赶进一间破旧的澡堂,屋子低矮而阴湿,真是夏如蒸笼冬如冰",但他白天挨批,晚上仍努力写作研究。每天四点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就这样,经过十年苦干,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许多人在十年浩劫中,耽误了许多光阴,而张舜徽以其顽强的毅力,不折不挠的精神,在这种苦难的岁月中仍孜孜以求,成果斐然,让人肃然起敬。
  有人不禁会问:这些学术名家何以能战胜种种磨难,在治学的道路上走得如此坚定且持久?那就是理想和信念。许多传世名作,作者往往都有一种远志,著书立说或为国为民有益于天下,如清代张载所言,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思想,或为完成自己或前辈的夙愿,在这样的思想信念支持下,即使有千难万险也无法阻挡其前进的脚步。
  而如今,一些研究生的生活虽然也有清苦的,但境遇、研究条件比起老一辈的学者要好得多了,但外界的物质诱惑强了,做研究的远大志向没有了,高尚的信念更毋庸说。为了摆脱清贫的生活,许多人在求学期间会去兼职,去做与研究学问根本无关的事。如遇严师可能会劝说、警告,情况严重者会不让其论文答辩,使其无法取得毕业证书,以免辱了师门。但这种不让自己门生过关的业师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兼职之风无法遏制。许多人宝贵的时间精力都消耗在为改变清贫生活而做的努力上,因此哪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真正探究学问!
  二.注重第一手资料的积累,文章厚积薄发,求实务真,不为名不为利,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据报道我国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已居世界前列,但论文被引用率却极低,这在排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许多论文不是由第一手材料得出的结论,可信度、利用价值都极低。科学研究就像传递接力棒,前人的研究可以启发后人的灵感,或是可以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基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其获奖感言中就有提到感谢某某人的研究,他们的成功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是最注重第一手的科学实验结果,或调查研究积累的资料或由此得出的结论。许多名家在谈治学之道时也往往强调积累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如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点经验》强调史学研究要注重掌握材料,"学术上的结论必须是自己研究得来的。""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照抄。"
  时下不少人为文的作风,与名学者的做法大相径庭。许多人不肯脚踏实地做第一手资料的积累研究,而是投机取巧,走捷径。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了毕业,为了评职称,为了升官,功利当头,为名图利,故唯求为文越速越好。因此为达到发文目的,手段也越来越卑鄙。不少到处寄发的邮件和网上的广告竟肆无忌惮地称只要寄多少钱就可以挂个主编之类的,寄多少钱就可以让人代笔。而竟也有人不知耻地走此捷径。靠投机取巧混蒙过关晋升发达者,今大有人在。
  古人论学早强调一个"积"字,如荀卿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老一辈学者他们的治学时间之久,积累之巨,态度之踏实勤勉,让我们感动的同时,也让我们汗颜不已。如张舜徽,自述他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才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像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是他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成的,即如《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清人笔记条辩》十卷,也是根据多年阅读积累的心得记录整理而成。张一生著作宏富,他自认为:"假若没有几十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果然水到渠成。"其他如一百篇论文,"也无不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再如92岁高龄的沈文倬先生,"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今的学者常是一年磨十剑;沈文倬岂止十年磨一剑,他是毕其一生仅磨一剑,却一剑定乾坤——一部论文集就使他成为"当今治礼第一人",这样的厚积薄发,为当今学界罕见。"他从不申请经费,不参与评奖,甚至很少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他的学问全是在简陋书斋里完成的,他的各种荣誉,都是同行或者领导给予的。他深有体会的是:"做学问而不着眼于功利,才会做得踏实,并可能做得更出色;同时也才会心平气和,心平气和了,又怎么会生存不下去呢?"这种宁静以致远的治学境界,令今人赞叹不已。
  三.爱之切,钻之深,把研究之专业作为毕生事业来追求。
  只有爱之切,才能钻之深,持之久,没有对学科研究的兴趣爱好和热情,怎能要求其论文有研究价值,成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许多老学者谈到治学精神时都会提到,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也就是说要有热爱之心,并为之终身追求奉献。可现在相当一部分人所学专业非兴趣爱好之所在,考研究生选择专业,并不是原先本科所学专业,表面上看此人有远见,社会需要复合性交叉性人才,因此他要跨学科研究。还会有种错觉,觉得此人知识面广,要跨学科研究难度大,此人有挑战的劲头。其实很多人当他们选择专业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更不是要作为一生的事业来追求,而是哪个学科哪个专业易学易考,哪个导师要求不很严,容易进,容易毕业,就选哪一专业哪个导师,在他们看来,读研究生不过是跳板,镀镀金,以后找工作容易些,至于工作不一定要对口,能挣钱就行。所以现在有很多研究生毕业后并不从事研究的专业,也不搞什么研究,二年、二年半或三年时间白白浪费了国家对人才的培养经费。一些导师对此也明智得很,反正自
  己的弟子能毕业找份工作就行,就业率是放在首位的,论文研究之类之事何必看得这么重。
  四.持之久,勤奋、坚毅、惜时;研究无止境,研究永远没有毕业的思想。
  时下的不少学人,研究时间有限,急于毕业。勤奋不足,恒心、毅力缺乏。而著名学者则认为研究无止境,研究永远没有毕业的时候。他们谦虚,永不满足,永不停息,珍惜光阴,故永远是学界的领先者。
  而现今不少研究生,第一年浑浑噩噩,进来后不知今后该研究什么;第二年草草了事,为的是第三年有足够的时间找工作,这还算把论文当回事的,不当回事的,临要毕业论文答辩了,论文还没定稿;第三年匆匆忙忙,唯求论文答辩早日完成好找工作。真正能静心研究的时间非常有限,像蔡尚思那样住读在图书馆的现今还有几人?而老一辈学者中像蔡尚思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如张舜徽为了读明刻本《皇明经世文编》,是书凡五百四十卷,他就趁暑假,入馆读之,自朝至暮,日尽十卷,经过五十天的伏案,便将之涉览一遍,之后将研究成果发表。再如著名的词学研究家夏承焘,二十岁时将家搬到图书馆附近,天天去借书看,图书馆的藏本几乎本本都翻过,每到晚上,再把白天所见记入日记。
  不少著名学者在谈治学经验时常强调治学如治兵,治学如攻名城,在他们治学的历程中我们除了看到他们惊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外,还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研究时间之久,勤奋过人的一面。如张舜徽说其十九岁读《资治通鉴》,日尽一卷,有时可二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将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并写了简明的札记。稍长读《二十四史》,也是不避寒暑,花了整整十年时间读完。
  而现在不少人读研究生最终目的就是希望拿到一张毕业文凭,然后求职有了敲门砖。可读了蔡尚思对研究生是否该毕业一说后,觉得真是发人深省。对时下人可谓是一剂醒药。不妨摘录原文:
  "北大研究所只有入学时自填的‘研究生证,而不发给统一规定的毕业证书和授予学位证书,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好就好在符合‘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的科学结论,一个学子最多只能算是在学校教育上的告一段落。小学中学等也许可以有毕业,不毕业怕不得升学;至于研究生呢,就不完全一样了。学问知识,无边无底,永远无法毕业,毕业就未免自限了。因此,我一直不敢要‘毕业证书,而要以‘永不毕业的研究生自居,自知到死也是没有资格取得毕业证书的。我在学问知识中,即如所谓九牛一毛、沧海一粟,也不足以比喻自己的浅见与无知。我以为学人的标准在实学而不在资格、地位,更不要图虚名、吃老本。清史上许多大学者都拒绝王朝的博学鸿词科,戴震、陈澧、孙诒让、梁启超等连进士也未中,汪中、王国维等,连举人也未中,章太炎等任何科举都没有……我去考研究生既不是出乎本意,考进了也不自满足,所以要以‘终生研究生自居,即以研究生终其身。"
  现如今愿以"永不毕业的研究生"自居的人还有吗?正因为有如此淡泊的思想、谦虚的态度、永无止境的精神才成就了一个大家著作等身的境界。时下只会浅尝辄止、吝啬时间精力靠作伪作假、蒙混过关,或作急就章的人看了这席话不知会作何感想。
  五.研究需要有方向性、目的性,还要有计划性,更可贵的是需要有长远性。
  研究没有方向性、目的性,也就没有计划性,更没有长远性,这是时下不少学人的通病。
  研究生顾名思义是要搞研究的,要挑选具有研究精神的,对研究有一定基础,对专业有兴趣,有一定的研究方向,明确如何努力的人才,但实际上招进来的学生,有多少是具有研究基础、有研究潜力的?有多少人能明确说出自己已有研究某方面的准备?有多少人从一开始就有长远的研究计划?招生考试虽说有面试,但还是很难考出他们对学科专业研究的"恒心"和"专心"。
  不少人研究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浅尝辄止,深入不下去,也无法拓展开来,因此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就很难了,很多是人云亦云的东西。
  再看看老一辈的名学者的研究,其过人处就在于,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计划,且目标方向明确。如蔡尚思,三十年代因失业想趁机到学海书林中提高自己,因此到了南京,入住号称藏书为"江南之冠"的国学图书馆。当初一馆员问其读书计划,他说"至少要把馆藏的历代文集翻完"。馆员认为"古来没有此种人。"但他凭着一年可以等于二、三年用的决心,每天用功十六到十八小时,最后以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完成了别人不可能完成的计划。
  这个阅读计划的完成,还与他有明确的研究方向相关。人置身于图书馆浩繁的书海中,很容易迷失方向,心多旁骛,贪多不化,结果影响计划。而蔡从一开始就明确自己搞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经史子集等大部中,挑集部,集部中有别集、总集、文评、集丛四类,他只集中在别集类,且只看散文而不看诗、词、曲、传奇、制艺、楹联等,正因为专心,方向明确,所以能如愿成功。
  在蔡的治学生涯中,其成功还在于,其研究计划往往与长远性相联系。如定下一生长远目标搞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然后长期住读在图书馆。之前,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时,他回忆云:研究生考取后,在发给的一张"研究生"证上填入研究的题目与年限,如题目届时未能研究完毕,尽可再延长,研究时间的长短完全由研究生自己决定,他的研究题目是《孔子思想》。他清晰记得还在旁边加了一条附注:"我要长期研究这个问题"。由此可看出,那时研究生一入学都要填写研究题目。而现在研究生大多只是分一下笼统的研究方向,至于研究什么题目,还得进去后慢慢思考。
  这种要求研究生新生带题目(课题)研究的做法,值得借鉴,它能使研究生来读研之前就要对今后研究什么有所准备了。进来后,目标明确,直奔研究方向,时间精力可节省,导师一开始就可以明确指导,收效肯定也快。再如费孝通三十年代是带着课题去英国留学的,其做法现今也有人学习。费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选择去英国留学,其导师坚持一点,出国前必须先在国内做一年实地调查,带了材料出国,正因为有第一手材料,又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所以到了那里,当时第一流的人类学专家才会乐意收他为徒。
  六.治学有方,方法手段需要不断探索求新。
  庖丁解牛之所以如此神速,除了技术的娴熟与对牛生理结构的了如指掌外,更重要的是他有正确的奏刀方法。方法需要人去探索,好的方法有事半功倍之效。我们的学子所受的教育中有不少讲到世界观、方法论的,但这些笼统的方法论对实际的专业研究不一定能显功效,因此研究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名学者的治学方法,对年轻的学子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如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谈如何研究世界通史,前人可资借鉴的方法如《资治通鉴》的编年史的方法,或百科全书的方法,但要以此来研究得出世界史发展的"统一整体的有机组织"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就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子,书中详解了他从全局的、发展的观念出发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对后学者就是一条治学的门径。
  顾颉刚先生在谈治学经验和方法时说到,章太炎虽然把他引上了自觉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但却没有新的治学方法,为此他彷徨深思了多年。"只是凭空组成的方法自己总不能满意。"后来听了胡适的讲学后,他很高兴接受了胡适的治学方法,他说"从此我不仅有了治学的宗旨,更有了治学的方法了。我从心底里发出快乐来,愈加增我研究学问的兴趣。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曾用这个方法整理过,现在用了这个方法去做整理工作,真不知可以开拓出多少新的境界。"顾先生在史学整理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和他在学术发展史上的贡献,与他这种注重治学方法,不断探索求新的精神也是紧密相连的。
  总之,名学者的治学经验犹如数说不尽的宝藏,泽被今世学人。他们的治学之风、治学的精神,就如高悬的明镜,既突显着自身,又映照着今人。今之学子唯有牢记先师"业精于勤荒于嬉","生也有涯,学也有涯"的教诲,惜寸阴,自省自正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
  参考文献:
  [1]徐德刚,克吴明.论学术腐败的表现、原因及其防治[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4.11。
  [2]姚利明.论学术腐败及其治理[J].《湖南大学学报》2002.7。
  [3]吴泽义,何世芬.评《胡适治学方法研究》.《史学集刊》2008.5。
  [4]叶抒,叶苗. 沈文倬:为往圣继绝学.光明日报,2008-4-09。
  [5]浙江日报编辑部.学人谈治学[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吴天,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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