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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


  朋友发来三张照片,不知是谁的公寓,我一下没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发信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是吗?我放大了照片仔细看,什么也认不出来。正要给他回信说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后景的钢窗框,眼前浮现出一个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窗口发呆。春夏秋冬,没人知道她在等待什么,胡思乱想什么——那一个个漫长的午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妹妹的视线穿过一片草坪父亲的脚踏车出现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路踏过来。妹妹能看到他车把手上挂着的网兜里,有个牛皮纸包。一会儿,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父亲就头顶着那个牛皮纸包走进门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病人看好了病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会这样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妹妹喜欢看到父亲这样喜悦和自豪的样子。
  其他時间父亲似乎不怎么管她,也很少跟她说话。有点像在《动物世界》里那样,他把食物叼回窝里,再教会她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比方游泳。上医的游泳池五分钱一个人,每场一小时。那时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红和海军蓝两种颜色,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内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纱。妹妹跟两个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系紧背后的带子。她穿着崭新的大红色泳衣从更衣室出来,父亲在不远处等着。妹妹抬头望父亲,阳光晃到她的眼睛里。父亲抱起她,把她放进深水,由她挣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拚命伸长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浅水嬉耍,然后就沉了下去。不知过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一只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颈的带子,老虎叼虎仔那样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过来,她知道,在紧要关头父亲会保护她的。一小时后,游泳池的铃声响起,她已经学会了踩水,以后不会淹死了。
  偶尔父亲也会带她玩耍,他们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里划船、拍照。荷叶、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树干上,柳枝垂落到水里,跟倒影连成一片。这种时候,妹妹总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头顶右面扎一个翘辫子。她没有母亲那种天然的优雅,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实得像个男孩。记得一个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愿意在她身上花胶片钱的。他会跟她说,站站直,或者坐挺一点。拍完后,父亲就带她到放射科去冲洗底片,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浮现出来,神奇而美妙,一个不可重复的下午,一片已经逝去的云彩,在那一刻定格,成为永远,就像琥珀里的昆虫。
  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事后她就病倒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她被一个尖锐的疼痛感刺醒,母亲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打完的玻璃针筒,左手抚摸她发烫的前额。妹妹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放着一块黏糊糊的酱芒果,那是她最喜欢吃的零嘴,一小块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阵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谅了,她生病的时候是母亲最温柔的时候……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身边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拣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现在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也许是那时的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的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摄影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腰间,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
  从晒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后墙,墙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再往远处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路灯照不进树林,它便成了无处可躲的恋人们亲热的地方。夜晚我们有时会看到工宣队员打着手电筒,在林子里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里抓"搞腐化"的人。被电筒照到的男女会逃、会哭、会求饶。记得有一天下午,一对男女慌张地钻进树林,贴着后墙激动地扭抱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用铅桶装了一桶水浇下去,看到他们尖叫着逃跑,我们快乐得不得了。
  在我们和邻居的晒台之间,有一堵一尺厚的高墙,每年国庆节夜晚,我们就用上阁楼用的木梯,爬到墙上看烟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抗议,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她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她的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总是带着一丝感伤。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淋浴,一边哼歌。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完美。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日后会让你魂牵梦绕?也许一切都有待失去,而变成永恒。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人体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来,在晒台上洗澡的时候,母亲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个年代所不可思议的自由。我也是快乐的,苍穹下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特权,母亲的肢体、歌声,还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跟母亲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陪父母去游泳池。母亲佝偻着腰,松懈的肌肤好像被雨淋湿的旧衣服,她看着更衣室里自己的衣服,认真考虑穿每件衣服的先后次序,然后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亲,心情犹如一首挽歌。
  我把朋友发来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她说,这个是什么地方?我说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一眼说,不是的。我说人家装修成这样了,光二楼租金就两万块一个月。她说那里死人比活人多,还到处都需要修,有什么好。想了想她又说,不过那里有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难过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跟她父母、妹妹、外婆、奶奶在這栋房子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生活将给她的磨难和这栋房子里将会发生的变故。
  母亲回忆起老房子的时候说"我们9号",难道她连老房子的地址都忘了吗?很小的时候——那几乎是我人生的第一记忆——母亲教我背诵"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号"。在那些动荡的岁月,这句话让我安心——我知道自己是谁,我有归属。母亲得健忘症好几年了,不管她说什么我从来不纠正她,可这次我忍不住提醒她我们家是10号,不是9号。没想到她记得很清楚,耐心跟我解释道,10号是后来的事,本来颜福庆为上海医学院十位海外回来的教授,盖了十栋楼,抗战结束我们从重庆搬回来,住9号。很多年后加盖了一栋小房子,成了新的1号,我们就由9号变成10号了。那时候,阁楼都是通的,几栋房子里的小孩,就跟老鼠一样从一家钻到另一家,很开心的。
  母亲慢悠悠地回忆起当年住在那里的每一户人家:1号是肺科吴绍青;2号是生理的朱荏葆;3号是生理徐丰彦;4号是病理谷镜研——"文革"期间他自杀了;5号是生化林国豪;6号是内科林兆耆;7号是五官科王鹏万——我家小猫喉咙里卡了鱼刺就是王医生戴了额镜用钳子夹出来的,王太太是我的钢琴老师;8号是胸外科黄家驷,我得肺结核就是黄医生为我动的手术;我们住9号;10号是沈克非一家,跟我们特别要好,沈教授从美国带回来一辆汽车,礼拜天开车跟儿子女儿去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做礼拜,他夫人不大去,他就把我带上。那时候不搞政治运动,邻居间关系很亲密,每天晚饭前大家出来小聚在草坪上,散步聊天……
  讲到那片草坪,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儿时的自己,在草坪上跳绳、踢毽子、打球、捉迷藏、打架。到了傍晚,各家大人在窗口大声呼唤自家的小孩吃晚饭,孩子们好像退潮那样跑回家,草坪上就在瞬间空空如也,只剩下被孩子们踩扁碾碎了的青草,在夕阳下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记得政府提倡绿化那年,草坪上便种满了树。一过了黄梅天,所有树干都系上绳子挂满了棉被。日落时,人们捧着晒了一天的被子,把脸埋在里面闻太阳的味道。如果幸福有一种气味的话,梅雨季后第一天阳光照射过的棉被,也许就很接近了。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弄堂里开始备战备荒,每家每户出人出力,在草坪上绕开了树弯弯曲曲挖了一条壕沟。可惜挖了才一米多深就见水了,壕沟变成了打水仗和养蚊子的地方。为了预防脑膜炎的泛滥,街道领导便定期在壕沟里喷DDT。后来,我们被召集起来垒砖,把挖出来的泥揉成面团的样子,放到木头的模子里做成砖的形状,在太阳下晒干,再搬上一辆卡车。听说是运到附近的火窑去烧,烧好了用来造肇嘉浜路下面的防空洞。
  我问母亲,还记得170弄草坪上挖壕沟备战的事情吗?她说,记得啊,那时大批国民党部队集中到上海,弄堂里进驻了很多士兵。我意识到,她的失忆症让她把我的少年时期和她自己的少年时期混淆了。
  姥姥出国前带我母亲和二姨去照相馆拍照
  母亲接着说:夜里,排长和连长们睡在各户底层的一间屋内,士兵们都挤在房子南门外的廊庭。白天,他们就在大草坪上操练。他们操练时我和妹妹常去看,那些兵都是刚抽来的壮丁,完全是没受过训练的农民,连立正的姿势都摆不正,一声向右看齐脑袋就乱晃,喊到向右转向左转时就乱了套,排长就拿大刀拍打他们穿着棉裤的屁股。他们只被允许在我家后门外的一个水池用水,楼下厨房边的一个小马桶间让他们用,听说有一小兵在抽水马桶处淘米,水一冲米都撒了。每当开饭时我就看到两个士兵抬来一口大铁锅,放在草坪上,有一掌勺的给排队的士兵们舀两勺稀光郎当菜和米,十分可怜。我们楼下住了一个排长,他有工资,可以上街买饭吃。这排长带着一条大狗,吃睡都在一起,那狗已随军多年,名叫"查理"。士兵们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要开拔赴前线,临走前排长就把查理给我们留下,他说,它就不要跟我们去当炮灰了,让它给你们看大门吧。待部队开走后,大院子里空空荡荡的,查理守着那间屋等排长归来,谁知左等右等不见回来,他就在晚上跑到大草坪中央对天哀鸣,那声调十分凄惨。我们怎么呼唤它,它都不理,天天如此。安妈妈(我姥姥)说,我们要防的就是那些退下来的残兵败将,而它偏偏跟所有穿黄军服的人亲,看门是不管用了,养又养不家,还天天哭嚎。说罢就把它送到上医动物房去了,到了那里就凶多吉少了。
  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买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外婆就这样成了姥姥。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赘,遂改名史伊凡。
  "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老照片都销毁掉了。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幸存的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姥姥两三岁时候,跟她母亲和姐姐的合影。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美女,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学问渊博的先生骂笨。但是她其实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代表她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的心愿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亲眷男孩的衣服?
  姥姥的父亲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史蛰夫是光绪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曾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国民党的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共有一百二十册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汇编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册为史蛰夫所编的《六书统一》,他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就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加之性格暴烈,而姥姥性格不亚于他,从小叛逆,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政治部,回家准备考大学。
  姥姥在1927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0年她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们风风火火的恋爱故事。一开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认识和爱上外公的,可最后外公却娶了姥姥。这是我母亲从姥姥的大姐那里听来的。据母亲说,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以后,三姥姥和她丈夫几乎每周日都来拜访。午饭后,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厅各自看报纸,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楼上吵架。离开的时候,三姥姥总是伤心无比。她曾跟我母亲说过,回家时走在枫林桥上,恨不能一头跳进肇嘉浜里。后来,三姥姥随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三姥姥常请她们到家里吃饭,跟她们讲外公年轻时的事情。"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资冻结,每个月是三姥姥给我小姨生活费。她对我母亲和两个姨都格外宠爱,亲戚间传说,她爱我母亲胜过爱她自己的女儿。我开始拍电影后,在北京见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着我说,倒是你当了电影明星,阿中(我母亲)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场,她们两个人就继续翻老账,无休无止。
  从外公和姥姥各自的简历上看,他们相遇之前都在苏州和南京生活和学习过。外公在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报上发表《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时候,姥姥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之动机》和《老丐行》;外公在校报上发表《手淫之预防法》的时候,姥姥发表了《理不胜欲,要使二者互保其平衡》。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和平等的社会。不知这两所中学离得多远。1928年他们又分别赴南京上大学。我想像他们两人多次在街头巷尾互相错过的镜头,就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里面,那一对常常擦肩而过的邻人,被命运像吸铁石那样拉近。影片最后,因为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终于有了相遇的机会。姥姥和外公那几年所有的动荡,似乎也只是上苍为了他们终成眷属。
  姥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短文,当时姥姥和外公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跟姥姥惯常的风格一样,文章毫无煽情,也没有提及她和外公的私人关系,只是在救护队的人员名单里包括了"张昌绍",平静地讲述了当时在真如暨南大学日以继夜发生的事情——
  ……我们女同志宿舍在底楼。窗外堆积着许多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壮士们的遗体。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令人肃然起敬。
  救护站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大家睡得很少,白天黑夜拚命地干,平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站里常有记者和慰问团来访,不管我们怎样解释,救护站不缺吃穿,慰问团体还是用大卡车装满面包、蛋糕、饼干、罐装菜肴和棉袄、棉鞋、毛巾等等,把一间大教室堆得满满的……
  最使人感动的是伤病员们的表现,他们很坚强,很少听到呻吟声。一些伤势较轻的战士纷纷要求重返前线,甚至那些伤势并不轻的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求回到战场去。有些战士因伤重必须转送后方治疗,但硬是不肯上车,他们觉得留在救护站,离火线近一些,还有机会重返前线,送到后方,就没有打敌人的机会了……
  但是不久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地区登陆,威胁十九路军侧翼。十九路军因得不到兵员、武器、粮秣接济,不得不撤离淞沪战场。接到撤退通知,救护站的同志们都发呆了,等收到紧急撤退通知后,大家才行动。军部为救护站留下最后一次列车,我们迅速地背着百多个伤员和代管的武器上车,离开真如,向苏州方向开去。车到昆山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幸好没有重大伤亡,安然到达目的地。
  正在热恋中的外公和姥姥是并肩的战友,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悲壮的事件,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当他们终于可以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紧拥对方失声痛哭;有沒有亲吻彼此悲愤的眼泪,抚摸彼此疲劳的身体;有没有以身相许,山盟海誓?我无从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淞沪战役之后的几个月里结的婚。
  1933年7月10日,姥姥在溧阳老家生下了我母亲。1934年外公从上医毕业留校后,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医校长朱恒璧家,后来再搬到上医分给外公在"祥庆村"的公寓。
  我在史料里读到,1935年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激起了姥姥这辈年轻人的革命热情。怀着身孕的姥姥与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救国会,后发展成中华救国会。据说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后,就把婴儿留在上海红十字会(即现在的华山医院),自己投入到编辑《中华医学杂志》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经在红十字会实习过一年,所以医院收留了二姨一个多月,她是婴儿室闻名的"超大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伤兵医院,直到年底战事失败。沮丧了一段时间后,姥姥决定离开上海。她带着五岁的母亲和三岁的二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然后把她们分别留给了她自己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伦敦陪读于外公。这段经历给我母亲和二姨带来了永久的心理阴影。
  1939年,姥姥比外公提前从英国回来,但是她没有回到孩子们的身边,而是帮助上医校长朱恒璧完成了国立医学院两次庞大的迁校任务。朱恒璧校长是外公的恩师,两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们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在昆明郊区白龙潭设校(简称"滇院")。1940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迁往重庆,在重庆市郊歌乐山设校(简称"渝院")。
  1942年,在日军从缅甸进攻中国大后方的危急时刻,姥姥又被借调到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卫生处,在美国援华抗疟委员会工作,工作所在地为弥渡。1943年她才从弥渡回到歌乐山,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
  在歌乐山,姥姥和外公终于安定下来,便决定去上海接女儿们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出发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亲戚家寄宿的母亲和二姨接到信后就开始期待。大人们叮嘱她们,只能跟人家说姥姥是从南京过来的,千万别说重庆。姥姥到沪以后,带着我母亲住到母亲的外婆家,把二姨仍旧留在母亲的叔叔家。过了数日,姥姥到叔叔家来,却不是来接二姨,而是来跟她告别的。她跟二姨解释说,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太困难了,回沪路上花了一个多月,她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上路,只能带母亲一个人。
  在二姨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遗弃。第一次是她三岁时姥姥去英国,把她交给了亲戚。二姨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她那天的感受:"在一个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笼子般的小床里,周圍一圈都是我从没见过的、可怕的脸,我手里捏着一只纸袋,这是我母亲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据说里面是几块蛋糕。这个小床和这个纸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紧闭双眼,不哭不哼,据说就这样待了三天。"
  四年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弃她而去,还带走了她的姐姐。那时二姨留着两根硬得像棍子的长辫子,姥姥说喜欢。临走拍拍她的头,叮嘱她好好留着辫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针线盒里的剪刀,把辫子剪掉了。
  我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学的时候,借了一本《简·爱》的英文版,带回家读。我那时的英文水平读原文书十分吃力,记得姥姥经常在边上帮我一起查字典,给我解释字典不能回答的疑问。书里有一段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并引起我对远方和未知的向往。"我爬上三道楼梯,推开顶楼的活动天窗,来到铅皮屋顶,极目远望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线。随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和地区。随后我渴望掌握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接触比现在范围内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熟悉更多类型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像二十岁的姥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读《简·爱》的样子。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姥姥是个失败的母亲,但她无疑爱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六岁的时候,给她往英国写的信。那一小条发黄的纸对姥姥的价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亲提及童年被遗弃的事,姥姥脸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哪个选择没有代价,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没有选择。
  我二十八岁。摄影/ 闵安琪
  我自己的女儿十三岁那年跳级考上了全美最顶尖的高中住读,比同班同学都年幼一些。入校后不久她得了厌食症,在治疗过程中,心理医生跟我提到女儿年幼时我外出工作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专业术语为"分离焦虑"。女儿的病根源在我。我无力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偶尔离开,一般都在两周内回家,最长不过一个半月左右。医生说,对一个孩子来说几天可能就意味抛弃,而每次被抛弃,她都以为是永远。孩子们不记得你平日的付出,因为那是理所应当的,而她们记得你的离开所带来的痛苦。也许我遗传了姥姥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无意中总是在伤害我最爱的人,而那份痛心疾首的后悔,也是我必须承担的命运。
  昨天给我母亲打电话,跟她说我在写姥姥的事情。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跟姥姥从上海到重庆的经历,她先说记不太清了,然后叹口气说,一路上很艰难,我们坐了火车、汽车、牛车、木船,绕了很多地方。当时从日占区去重庆是不允许的,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她要陪他们睡觉。我哑口无言,完全没有想到母亲会跟我这样说。我再追问细节时,母亲不愿说了。但她强调说,要是换你外公去上海接我,一定到不了重庆的。姥姥胆子大,也会随机应变,她总是把我的一只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到关口打开检查的时候,皮球会滚出来,我就跑去捡,这样检查的士兵注意力就分散了,好心一点的士兵还帮着捡,这样就不会留心到箱子里藏着的违禁品或贵重物品。
  放下电话后我想,这些占姥姥便宜的都是些什么人?在一两个月的路途上,又有多少个"他们"?这"陪他们睡觉"的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又去哪里实现?这些我都永远无法知道。
  我打开相册,找出几张姥姥那时的相片。姥姥长了一张娟秀的瓜子脸,那也许是她脸上最柔和、最女人的线条;她的额头宽敞,有些男性的方刚;她的眉毛上扬,有些挑衅的傲慢;她的单眼皮有些不对称,但是眼睛里透出聪慧和沉着;她抿着的嘴有些固执,也好像在说,别惹我;她的鼻子也许是五官里面最完美的部分,放在脸的正中央,让人觉得它的主人品行端正而充满诚信。然而,照片只是漫长人生中的几秒钟,并非立体性记录。姥姥在照片里显得严肃,而我认识的姥姥幽默、风趣,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对话者。一位《文汇报》的记者曾经这样回忆姥姥:"……史伊凡老人是我感到亲切又十分乐意交往的一位,老人乐观豁达,随意又健谈,是位典型的有修养的老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我常上平江路的那幢小楼去看她。暖暖的下午阳光里,我们俩一支烟,一杯咖啡,天南地北地谈天,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姥姥的头脑、见识、个性和思想,是她一辈子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清泉。
  在从上海去重庆的时候,姥姥拖着一个九岁的孩子,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我想像这样一个场景,女人点上一支摩尔烟,审视眼前坐在办公桌前的男人。他也用疲劳的眼神扫了她一眼。女人知道他工作单调而辛苦,并跟她一样远在他乡。她开始娓娓道来,讲一段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一个《聊斋》里的女鬼故事、一则好笑的新闻。或者,她跟他拉一段家常,有滋有味回憶起某条街上某种特别香的豆豉、辣酱、臭豆腐。女人聊起天来那么亲切生动,这份意想不到的愉悦或者打破了男人沉闷的日子,或者满足了他的一份乡愁,以致他完全忘记了跟她原来的交易……
  我也可以想像另一个场景,女人的衣服被撕开,纽扣被扯掉,她被压在水泥地上,背上的皮肤已经碾破。事后,男人还在喘息,裤子狼狈地堆在脚腕,女人已经穿好大衣,拢齐头发,拿起通行证平静地转身离去。她挺拔高傲的背影,让他突然自惭形秽。他向她索取了身体上的快感,但无法索取征服者的优越感。我想起一部叫《西部往事》的电影,片中一个强盗用强奸来威胁一个寡妇,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者,没有畏惧,也没有矫情,只是很简单地说,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你来吧。我想像,姥姥也有这样刚烈的性格、胆识和精神。
  姥姥"陪他们睡觉",也许是这两个场景之间的情形,也许根本不是,现实往往比想像更为异想天开、不可思议。关于那段旅程,姥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她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写到这里我甚至怀疑——或者希望——母亲是不是把别人的经历误记成了姥姥的,毕竟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上网搜查当年从上海到重庆的文字和图像,看到一个身穿旗袍和西装外套的女人的照片。她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地坐在一只皮箱上,身边另外两只皮箱上放着厚厚两捆棉铺盖,她的身后有几条舢板,还有船夫、挑夫和逃难的人。她在路上奔波多久了?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从她无奈和麻木的脸,我仿佛看见,姥姥带着年幼的母亲在跳板上等船的样子。我还找到一些有相似经历的人写的回忆录,都提到通行证、交通工具的困难,和一路辗转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曲折。据潘君拯的《从孤岛到陪都——抗日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一书描写,"从贵阳西去昆明,北去重庆,沿途多险段。……向北要过七十二弯。……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糨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抗战时期汽油短缺,老百姓在车身旁安装一个炉子,内填木炭,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木炭车马力小,因而在山路上事故频繁。
  姥姥也是这样在九死一生中,把母亲从上海接到了歌乐山。一家三口终于在后方度过了几年物质贫乏,但精神充实的生活。母亲这样描写那段时光:"当时重庆的条件很艰苦,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子,水电煤卫全无。有位叫老宋的老伯专为大家从山下小溪把水挑上山,每户每天用一担水,晚上点的是电石(乙炔)灯,屋后砌了个柴灶烧饭。母亲还学着用火油箱改制的烤箱做面包,烤失败的面包由我们自己吃掉,一旦成功了就把实验室的成员都请到家里来分享。就着自制的果酱和当时颇金贵的红茶,算是一顿美味的茶点了。"
  写到这里,正是美国新冠疫情剧烈恶化的时候,小女儿跟我们在家,大女儿只身在另外一个城市,令我十分牵挂。我不难想像,姥姥把七岁的二女儿一人留在炮火连天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心境。我先生在家隔离,突然有了闲暇,大女儿极力推荐他读一下契诃夫的《第六病房》,我这才知道她也喜欢契诃夫,有些莫名的感动——姥姥、母亲和我都曾经爱看契诃夫。大女儿很少跟我交流感情,这份疏远让我惆怅,偶尔在亚马逊账户上看到,她在读我年轻时代迷恋的书,就有一种欣慰,觉得在精神上跟她很近。阅读曾经也是我和姥姥之间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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