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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岁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盛夏的午后,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全家五口和全部家当,驶进了位于泰兴黄桥西北方向的一个叫作周庄的村子。
  因为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我们全家从扬州下放到了父亲的祖籍地。我记得,那天的太阳特别辣,路边的玉米叶似乎弥漫出一种被烧焦的味道。
  我在县城读完了两年的高中,父亲通过熟人关系,将我介绍到当时正在兴建的一座大型水电站电工。火热的工地对于刚踏入社会的我,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好奇。
  我的师傅姓赵,四十来岁,北方大汉,做事干脆,为人豪爽。第一次见面,他一边紧握我的手,一边说道:"好啊好啊,欢迎欢迎!"接着,就开始安排工作:"工作嘛,你刚来,先在配电房值班。等情况熟悉了,再带你去工地。"
  我平生第一个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整天守着那一排排仪表和按钮,一开始还有点新鲜劲,再往后就烦躁和不安了起来。"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度过?"心情一沮丧看什么都不顺眼。有一次,一个农民来问路,我朝他吼:"没看到啊!配电重地,闲人免进!"
  然而,一场大祸已经悄然临近。
  配电房的院子里面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变压器。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巡察,发现变压器上端有两根高压线接在两边的端子上,而中间的一个端子是从地下接进来一根线。我很好奇,心想,这地下接进来的哪来的电呢?我抽出电笔,想去测试一下。没想到,当我的手快要接近变压器时,一股强大的电流将我抛出去很远,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半个身子都在发麻。紧接着,配电房里传来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所有通往工地的线路全部跳闸了。
  第一个冲进院子的是我的师父。他看我站在那里發愣,只说了一句:"人没事就好!"
  后来,师傅跟我促膝长谈了一次。大意是,你真是命大,那种情况下十有八九是要被变压器吸上去的,命就没了。你既然来了,就要安心,学一门技术总比不学好。
  就在那一刻,我暗下决心,不能再这样混日子了。我每天跟着师父上工地,爬杆、架线、安装电气设备。有一次在一座四五十米高的铁塔上,我们连续工作了六七个小时,连中午饭都是用绳索吊上去吃的。
  我们电工组有一位周姓大师兄,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长得儒雅清秀,一肚子墨水。他不仅电工技术好,而且对文学、戏曲、古诗词样样精通,讲起话来细声细气,引经据典,还常常弄两句唐诗宋词。全组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
  他还有一个拿手绝活,烧得一手好菜。平时我们都是吃食堂,他经常一个人在宿舍里用酒精炉子炒猪肝、烧鸡汤、下面条,弄得我们一个个心痒痒的。我们工地的旁边有一座河闸,闸四周布下许多渔网,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开始收网。我们三四个人便端着大小脸盆到河闸收购鱼呀、虾呀、螃蟹呀,足足十几斤,然后拿回去交由周大师兄为我们加工。他分门别类,驾轻就熟,蒸的蒸,煮的煮,烧的烧,再配上他特制的调料,那个香呀,真是打嘴巴也不肯丢啊!
  周师兄才高八斗,又烧得一手好菜,平时跟我们讲起话来自然是居高临下、官气十足。除了赵师傅决定的事,其他的事都交由他安排。我们下面的几位呢,也很配合,把一件件事情都办得漂漂亮亮的,为此多次获得领导的表扬。渐渐地,电工组在整个工地有了一些名气。
  有一天,周师兄把我拉到他身边,笑嘻嘻地问我:"小黄,我平时对你怎样?""好啊。"我认真地说道。"那你能不能帮我办一件事情?""可以啊。"我不加思索答应了。
  他带我来到工地旁的小镇上,在一所小学校的门口,他对我说,"我们先在这儿躲一下,等一会儿有一位女老师出来,你帮看看她家住在哪儿……行不行?"我发现他说到最后的时候,声音已经断断续续,额头上冒出大粒大粒的汗,又紧张又害羞。天哪,这哪像平日里的他。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紧张下去,赶紧说:"没问题,等会儿你指给我看一下你就先回去!"
  我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不久后,这位周大师兄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他与那位女老师的关系也杳无音讯。
  我在水电站工地整整待了六年。从它破土奠基到整座厂房巍然屹立,我几乎见证了它的全部过程,并为之付出了辛劳和汗水。我在这儿第一次接触了社会,第一次从生活中学会了坚强和隐忍,这是我一生中最纯粹、最焦虑也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直到1979年7月的某一天,我在机房里值班,我的师父突然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气喘吁吁地说:"小黄,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明白,这泪水既是对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的憧憬向往,也是对六年水电站工地生活的恋恋不舍……
  黄晓平:业余写诗,诗文曾在《扬子江诗刊》《扬子晚报》等报刊发表。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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