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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神秘与幽深的


  我回到曾经生活过的陶街,原来住过的那幢小洋楼,被改动拆卸得面目全非,除了地上的花街砖没有被挖掉,其他门窗和建筑构件都不翼而飞。这幢洋楼建于民国时期,颇具西洋建筑的风格。提起广府的建筑,大多想到的是西关大屋,如陈家祠,青色砖墙,飞檐斗拱,丰富多彩的浮雕灰塑,大门上的门神武将,非常抢眼。而在城郊外我也有座祖屋,是青砖瓦房,它的布局,除了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天井外,影墙上少不了镶嵌着一块"天官赐福"的匾额。通常的大户人家,都有比屋脊更高的巨耳般的山墙顶,我们都叫它镬耳房。炊烟在乌黑的瓦顶升起,炉灶跳动的火苗,堆在锅灶边的柴火,屋外的田塍和果林,回想起来都免不了带我走进童年的梦乡。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陶街住过的这座小洋楼,若干年后写东西,心中浮现出一座挥之不去的洋楼的影子,包裹着自己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和幽深。
  我认识好几位生活在这种老洋楼的主人和他们的后代,我把他们视为世家子弟,他们祖上家道都比较殷实,后来不同的命运遭际,又让他们身上带上不一样的气质,有了各自的待人处事的方式。
  小时候的一位朋友,我们戏称他为"秋官",大家聚在一起,总爱用一句典型的粤语"官仔骨骨"来形容他,不懂粤语的朋友念起来比较拗口,但用来形容我这位朋友,再贴切不过。他是那种从西关大宅出来,有比较良好教养的人。一家人都是老西关,听说他住过的那座老宅,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不过在"文革"期间,老宅被侵占,他们一家人只能龟缩在很狭窄的角落里起居生活。他不像街上的孩子那么野,时不时爆一两句脏话,他与任何人接触都显出教养和礼貌,对谁都很客气,穿戴不华贵,却整洁清爽。不过,不管是长期相处,还是萍水相逢,你都会察觉他有意无意地与人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很多时候是含蓄地隐藏在温文的笑意中的,说话的声调不高,而且话总是不多。后来环境有所改变,他家不再受到排挤,很快凭借海外关系举家移民。他身上有着家族所遗传的基因,那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只要有适合的土壤,他沉睡中的神经突触就能在一夜间苏醒,找到往上攀登的途径。他到美国读书,攻读建筑设计。现在满世界跑,观光、考察,研究各个国家不同的建筑风格。
  当然,也不是所有世家子弟都能够在压抑中爆发,也有比较低迷的,或是持着另一种人生态度。我的另一位朋友苏哥,也是一位典型的西关少爷。他祖上留下一座非常漂亮的西洋老宅,这座老宅现在还耸立在恩宁路,成了网红打卡地。苏哥的父亲几兄弟分家后,苏哥依靠祖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最喜欢的就是吃,嘴吃得很刁。他父亲是霍元甲上海精武体操会的弟子,打得一手好螳螂拳,在西关设立武馆开班授徒,又教习欲出国留学的学生英语,兴致来时,英语先不教了,搂着女学生在宽敞的客厅跳上一支华尔兹。闲来抚琴、喝茶。有时回到乡下,专挑雨天,跑到田地里的茅坑,担着一把伞,随手砍下香蕉叶子,挡在头上,咬着一根烟管,蹲在茅坑上,美其名曰:"雨打芭蕉。"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我去国怀乡的何老师。他是我的邻居,我有时会到他家里帮忙,他就教我写字,现在家里藏着的一大箱字帖,都是何老师买给我指导我临帖用的。他身上有一种悲情色彩。他与马思聪是好友,家中藏有一把价值不菲的小提琴名琴,我怀疑是斯特拉迪瓦里级别的,现在不知遗落何处。由于他曾供职于国民政府,1949年后只能在街道干砸石子的工作,他的要求进步的姊妹都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他很孤单地与女儿厮守,后移民随嫁到美国的女儿一起生活。有一年,他寄来一首《鹧鸪天》:"鹧鸪何事惹人愁,声声唤到望乡楼,旅居异国情何缱,一缕幽思梦广州。"词写在一张宣纸上,钤上印章让我存念,随信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最忆是广州。"我仿佛看到何老师脸上的忧愁,不知他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他生前历时数年编选了一册《历代女词人诗钞》,用工整的小楷誊写,嘱托我帮他出版,很遗憾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力和机会实现他这个遗愿。
  这次到陶街,我是去探望舅妈,隔着一扇破旧的蝴蝶门,透过趟栊望进去,里头是一道幽深的长廊,我与舅妈的眼神相遇,就像看无声的电影,舅妈脸面没有任何表情,两颗混浊的黑核子,似乎滞黏在灰色的眼白上。她动也不动地望着门外,目光中已经失却了交流的欲望和可能,我不忍心多看,想迅速逃离。身后的陶街静得让我错以为舅妈成了一尊木偶。我仿佛感到距离另外那个世界,仅一步之遥。周围是沉寂的,似乎听不到任何声响。
  没多久,舅妈就被送进精神康复中心,我到专门收治精神障碍病人的医院探望她。她住在三楼,医院的护工问明了要探望哪一位病者,"哗啦啦"几声,紧锁的铁门打开了马上又锁上。那情形就好像铁屑扎进眼中晶状的球体,仿佛被推上手术台,接受一场外科手术的洗礼,所要举行的仪式,是把你与外面的世界切割开来。每间病房里简单得除了天花板和四周刷白的墙壁,只有每天更换一到两次的输液吊瓶,此外再没有什么图景会刺激到患者的中枢神经,让他们产生不必要的亢奋。病床上有些病者剩下一副掏空了水分和脂肪的骨架,鼻子牵挂着氧气管。他们唯一的肢体运动,就是被护工有些粗鲁地搬弄和擦洗他们起皱的身体。
  躺在病床上的舅妈瘦得无法支撑着坐起来。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以至我产生怀疑,她是否还是那位逐渐丧失了时空概念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我告诉她,舅走了,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这位不断丢失记忆的病人,她眼中渗出了泪水,含混地说:"这么可怜,这么可怜!"
  我买来的苹果,她大口地啃着。
  我问护工:"她情况怎么样了?"
  护工慵懒地坐在一邊,随意打发了我一句:"好多了。"
  她好像很饿,大口地吃了好几口苹果。
  我说:"舅妈,苹果有的是,慢慢吃,不用急,你饭吃了吗?"
  "我还没吃。"
  护工马上辩解说:"她刚吃了饭。她常这样,吃了又说没吃。"
  苹果吃了一半,她咬着它,望着天花板。她的头顶悬空挂着一台电视,画面播放着活色生香的世界,护工眼眨都不眨地盯着电视。我真想冲进医生办公室质问,为什么要将舅妈安排到这种病房,安装电视是给谁看的呢?
  我要走了,握着舅妈枯柴般的手,说:"我会再来看你的。"
  走出病房时,护工问她:"谁来探望你了?"
  她两眼直盯着天花板,说:"没有人来看我。"
  我下楼梯时,铁门"咣当"关上了,依然那么尖锐、冷漠,虽然听不到坠落的声音,但我感到那就像是往最深的深渊坠下的一种自由落体,坚硬,决绝,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种垂直的运动,直接将我的视线与另外一位亲人的目光对接了起来。
  我到现在仍不敢回想姑父的眼神。那天,我表哥从荔湾医院接姑父出院,他不是第一次住院,我也不是第一次协助表哥带他回家休养,我明白,医院只能减缓他老年痴呆的速度而已。
  从环市路拐向同德围,的士并不好打。那时滴滴打车还没有出现,我在马路对面跑来跑去拦截的士,几次眼巴巴地望着的士屁股冒烟开走。无意中,我望见坐在医院门口的姑父,他坐在轮椅上,侧着脑袋,也许这个角度看过去,他的目光更像是在睥睨着周围的行人,但这又是让人无法准确把握的目光。阳光灿烂,过往的行人是那么健康,而生活正常得能够无视任何人的任何异常。
  我无法把诸如绝望、无奈、不解,甚至怨愤等臆测,随意地强加到姑父被时间处置过后的眼神上,毕竟,他心灵的这扇窗户损坏了。
  不过,我相信,那是一种失去意志后,潜意识里出于防范而表现出的质疑的本能,他在燃烧生命的最后的烛火,求得一丝体面和尊严。
  姑父原来住在西关的时候,风雨不改地去荔湾湖公园打拳练剑,但自从姑妈走后,他的家从老西关迁到鹅掌坦,他开始逐渐变得沉默。他是个承受力很强的人,有什么心事从不表露,为人宽厚,但当身边另一半走后,他彻底沉默了。谁都不知道他沉默后的世界,似乎也没人有耐心倾听他的故事。
  当我们想重新进入他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和他之间已经无法交流了。他常常在睡梦中喊着自己的女儿,有时他在幻觉中,告诉身边的人,他正在抗战的列车上,逃离战火。虽然姑父一直处于这种近乎失重的状态,但我仍感到他是在以沉默的方式,抵御着时间的遗忘。
  这既不是妥协,也不是绝望,无论仍在时间的序列,还是被时间遗弃,他们都在忍耐,都在承受。
  走进这些老宅,重新想起这些故去的亲人,他们大多已消逝于风中,有的没有能够躲过时代变迁的碾压。亲友间曾津津乐道的位于光孝路的刘家大院,占地几百平方米,鱼池、鸟笼、假山、盆景、花园、满洲窗,现在都只能在记忆中回想它昔日的光景了。他们和它们就像一只从身边溜走的猫,再无法透过抚摸它的绒毛,感受它的体温和柔软的感觉,而我总想拥有那么一段时间,去细细回味那种颤动和暖意。小时候经常从抽屉里拿出旧照翻看,照片上那些耸立在田野和池塘边、像碉堡似的建筑,让我着迷并产生疑问,母亲告诉我,这是碉楼。当时的开平碉楼,还没有受到世人瞩目,但这种迥异于一般民居的建筑,仍深深地刻在了我脑海里。直到有一天,在一片初秋的稻田上,夕阳的余暉中,我仰望着一座高耸的欧洲古堡式的建筑,楼顶"六也居庐"四个字尤其让我迷醉。它出自曾外祖父之手,这座杂糅了西洋建筑风格的双子楼也由他出资兴建。这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一根神秘的绳索,已经把我与祖先的灵魂牵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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