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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悲歌与消极气节


  郑成功道德悲歌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至于今上,宠荣迭承,阖门封拜,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牒,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今既不能匡君于难,至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赵武、伍员之事,古人每图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爱,勿以成功为念。
  上所引者,是郑成功写给他老爹郑芝龙的一封信,有人叫"劝父信",有人叫"教父信",更有的叫"绝父信"。叫劝父信者,孝道存焉;叫"教父信"者,失于人伦,天下只有父亲教子,何来子教父亲?郑成功实实是儿子给父亲上政治课,这信处处冒犯伦理,尤其是"唯大人努力自爱",一般人是受不了的:您要自尊自爱啊。这是谁骂啊,这是骂谁啊,完全是一副教训口吻嘛。这不仅有训斥意味,更是要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勿以成功为念",说得委婉,其实截铁。
  明清易季,不仅人命易割头,便是人伦也易割脐。明朝哗啦啦土崩瓦解,大清占了京都,还剩南方小块土地,清兵挥师南下,一路横扫,福建也在其指甲边矣。这里是郑芝龙地盘,清兵来势汹汹,兵势难当,眼看大事不妙,郑芝龙拟将识时务,叛明投清。郑成功与其父亲态度不同,他坚决反对背叛故明。
  郑家是海盗出身,曾经违过大明很多法,而大明不计较,"更赐爵命",郑成功感念大明故国,誓与清兵抗争到底;而其老爹审时度势,准备投降。之前,父子俩深谈过,郑成功的意见是,福建地势险要,"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福建更是临海,经济发达,"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要言之,天时地利人和,都在郑家这里,不但可守大明故地,更还可以"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郑芝龙是老海盗,海盗思维是以利取义,对儿子郑成功大训了一顿:"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老海盗判断时势,眼光还是蛮准的,算盘打得蛮好:"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
  是不是因为年轻,血气方刚,影响了郑成功对大清统一这个大势的判断?也许郑成功不是眼力不行,而是心力让他不能。郑成功雄才大略,眼力是超人的;而郑成功赤胆忠心,心力更是惊人的。他是心力决定眼力,他爹是眼力决定心力。眼力看到恢复大明已不可为,心力是恢复大明不能不为。郑家父子那次深夜谈话,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爹拂袖而去,郑成功"牵其衣,跪哭",也不能让老爹回心转意。
  郑芝龙不知道他这个二十二岁的孩子有多刚烈,他写了那封致父书,决定与父亲分道扬镳,让父亲去走大清的阳关道,他自己去走反清的独木桥。他说服了他老爹部队的将领,举起义旗,走上了反清复明的不归之路,激战无数,终因屡战终败,不敌清军,1661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没赶走清兵,却赶走了统治台湾近四十年的荷兰人。从这个意义来说,郑成功真成功矣。
  郑成功枪战苦,心战更苦。清朝曾经派人持其父亲劝降书来跟他谈判,郑成功说了一句非常决绝的话:"不知有父,久矣。"老爹是叛徒,无节义,没操守,这样的父亲岂能做我郑成功的爹?反清很多年以后,他给老爹写了一封信:"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还好,后面一句话与前面一句没对仗,没写成"儿亦不敢以父为爹",意思是那个意思,措辞不是那个措辞,委婉的措辞如绵,可以让尖锐的意思变得软一些。意思是那么尖锐,措辞那么婉致,当然是父子关系使然。父子分属两个敌对阵营,还是没将父子当敌我。
  郑成功虽然坚定走上反清又反爹的政治道路,"我岂非人类而忘父邪?"但每一次与清兵强战,郑成功都是心头颤的。郑成功每次胜利,就是增他父亲一次危险。清兵战死多少人,便对其父增多少恨。若是战胜,郑成功都做噩梦,他常常半夜突然起身,"轻身一掷者,徒南望吾君;云天万里,北望吾父"。南望吾君,是忠;北望吾父,是孝。忠孝不能两全,忠孝更是两敌。
  忠孝是数千年以来两大道德主题,既是公民道德,更是职业道德。对百姓而言,忠要忠,但不好强制忠,明朝灭了,百姓全归了大清,没谁去指摘百姓不忠故明。但职场人不一样了,统治者对这个是特别要求的,几乎是年年月月讲,日日夜夜讲。在郑成功心底,已经牢固树立了忠德。忠与孝,在承平时代,再怎么冲突,也不过是父病母患不能请假服侍之类;而在朝廷换代时节,却常常是父子敌对,互相举着枪口,互相要扣动扳机,冲突之烈,远非一般人能够承受。
  清军常常将这个议题抛到郑家父子面前。清兵多次叫郑芝龙写劝降书,多次将郑芝龙架起大锅,要"烹乃翁"。对面是父亲,是要烹煮父亲的大锅,做儿子的,心是如何如刀绞呢?郑成功面无所动,心在滴血。他远没有刘邦轻松,面对项羽要烹他父亲,刘邦耍起了流氓:"吾父即尔父,如若烹尔父,请分我一杯羹。"郑成功不是刘邦,清兵更不是项羽,见劝降无望,清军将叛变到了清军阵营的郑芝龙给杀了,全家被杀有十一人。郑成功听到消息时是白天,他面不改色;到了夜晚,"中夜悲号,不能自已,乃发丧,一军皆缟素"。
  不是說以孝治国吗?孝之道德应该重于忠。然则在统治者那里,人伦指定轻于治道。孝,是其遮羞布;忠,是其裹尸袋。孝,只是平时用一用,忠则是在什么时候都用的。郑芝龙已经真心皈了大清,大清却没把他当人,只把孝道当诱杀人的煤油灯火。
  郑成功道德感太强了,他在忠与孝间奔突,虽则把忠摆在第一位,但孝也时时来冲击忠德。忠与孝冲突,比任何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要激烈。郑成功与敌战,不苦,与心战,痛苦。
  郑成功最后不是死于与敌大战中,而是死于与德的冲突里。他在台湾南征北战,留了大儿郑经在厦门。这儿子既不忠,也不孝,与奶妈私通,生了一个私生子。这让道德感特别强的郑成功心中怒火熊熊燃烧:"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问天下?"立刻命令使臣持剑返回厦门,去斩其妻董氏,追究治家无方之罪。
  这个命令,使臣没有执行。他们觉得,道德算什么,为了这一点私通与乱伦而杀人,是不人道的。这样想对吗?没去杀董氏者,觉得这个一定是对的。延及现代,也没人会支持郑成功的吧。郑成功非常孤独,也非常苦闷:我追求道德,不对吗?
  集体抗命不从,这让郑成功特别痛苦,他一病不起,再也没有起来,临终之际,他也无法理解自己,自己错了吗?"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置于此极也!"
  郑成功的生命,不在句号中结束,不在叹号中结束,而是在一个天大的问号中,去了地下。他去地下是不想再见苍天。郑成功死时,"两手抓其面而逝"。抓其面,是不想其面跟老天相见。
  郑成功死时三十九岁,正值壮年。他没有死于与强敌作战,而是死于与内心的道德感之鏖战。与强敌作战,他是胜利方;与道德鏖战,他是失败者。
  公子哥儿的消极气节
  "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这是明末纨绔子弟张岱的自供状,这段文字,公子哥儿气里,有名士气;玩世不恭的浪气里,有性情真气。罗列自己好鲜衣好美食之类,形象不正面,至少也不负面,但他偏偏里面要自我暴露"好美婢,好娈童",做过的坏事,不隐,敢公开,君子不君子的,不说,坦荡是可以誉之的。坦荡真是好品质。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真是讨厌,做婊子立牌坊居然还骂贞妇,就尤其可恶。
  张岱官僚世家,还是文艺世家,因是世代官僚,故有公子气;因是文艺门第,故有名士气。这两者极难兼得,若可合一,指定传史。张岱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及第;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父亲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父辈而上都著书立说,又,"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衣食无忧,书卷满堂,加上禀赋天纵,张岱之成张岱,也是天成。
  张岱的贵族生活苦不长。明末剧变,想过好日子而不得。此话差矣,若是想的话,还是可以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顺时变者不减泼天富贵。张岱之家,到了他爹那一代,渐成破落户。所谓破落户者,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足以供应张岱纨绔生活。但既已破落,便不会"列入战犯",又到底有些影响力,会列入统战名单,转个一百八十度,再为座上宾,易事耳。
  朝代更迭,考验老百姓的是生命生存,考验士大夫的是精神节操。老百姓只考虑活着,不用考虑节操,老百姓欠谁的?在明朝,明朝是老百姓养活,不是明朝养活老百姓;到清朝,清朝是老百姓养活,不是清朝养活老百姓。只有朝廷欠老百姓的,老百姓从来不欠朝廷的。士大夫则不同,他们不事生产,他们的好生活都是朝廷供养的,端朝廷的碗,须是朝廷之汉。本朝要被他朝所亡,古来道德必须是食人禄忠人事。张岱家世代都吃明朝的,穿明朝的,玩的也是明朝的,他是有道义为明朝守节的。
  张岱也是曾读过烈士传的。1645年,清兵渡过钱塘江,直把杭州作乱坟岗,张岱家居绍兴,清军扬鞭指日可达。张岱若想保好自家富贵,也是不难,不用举义旗,以己所长,作一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赋",就可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名人求贵,不用干啥子事,表个态,举个手,好生简单。
  张岱却要讲些气节。他听说朱以海在浙东当了小皇帝,朱以海者,正宗朱明子弟,明太祖朱元璋十世孙。可以跟着朱家队伍去嘛,张岱确实是想过的,也曾卷起细软,要去朱家舞忠,还从农家借来锄头梭镖啥的,打算弃笔从戎,保家卫国。什么都准备好了,次日,家童喊他启程,他卻道:吵什么这么早,我还要睡个回笼觉。张岱百好,还可以继续补充上:好花鸟,好夜猫,好睡回笼觉。
  1646年,清兵攻取浙东,朱皇帝朱以海屁股冒烟,跑得不知去向,张岱回笼觉睡醒,想去找老东家,老东家已跑得没踪影了。崇祯吊死煤山,朱以海逃之夭夭,不知死活,膝盖欲跪而无人可跪。罪过罪过,张岱从来不跪人的,我说的意思是,大树已倒,猢狲散了吧。张岱却想的是,烈女殉夫,烈士殉国,纵身子不保,气节仍须保全。风萧萧兮,张岱也曾站立小河边,做忠臣有甚难的?纵身一跃可也。哎呀,风好冷。
  名士钱谦益,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道德与生命的选择题,钱老带着妓女转妾的柳如是,划船到水中央,预备起,柳如是喊口号,钱老一指戳另一掌的掌心,喊:老婆,停一下,待我伸手去探探水温。嗯,可以了。柳如是又喊:预备——起字没出口,钱老大喊:老婆,水太冷了。
  咱们不跳了吧。
  张岱做忠臣,跳河是跳过的,喊的口号,不是水太冷了,而是风太寒了。壮举有过,没做成壮士。张岱又想,跳河不是好选项,去山头做个不食清粟的伯夷与叔齐,也气节如山。于是逃往四明山中,开始绝食。跳河是速死,绝食是慢死,跳河是一口水呛死,绝食是数日数夜折磨死,等死与死大不同,慢慢磨死,最后是死不成的,死得那么痛苦,谁还死啊。"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张岱也曾绝食过一两天,肚子咕咕叫,受不了,也就没死成。没死有个好理由,好友祁佳彪非常及时,给他送梦来:你的《石匮书》没写完,不能死。这梦有人送还是没人送,谁晓得呢?你说这是借口,我倒是更乐意定性为理由:保存生命,发扬文化,有比节操意义更宏大者。
  张岱守节故国,却有不同于众者。有人扛起锄头,战死;有人抱起书卷,自死。张岱呢,不死。张岱自戕,喊过风太寒,但与钱谦益有异,钱谦益喊水太寒,转去清朝当两朝元老了。张岱却保住了底线,他没投降,更没绍兴易帜,新服易衣。他居在卧龙山上,短檐颓壁,终日兀坐,布衣野食,破床烂桌,常至断炊,却从没辍笔,深山里精研十年,写成了"上际洪武,下讫天启"的大著《石匮书》。张岱小品更成张氏品牌,被人誉为小品之王。
  有人评张岱保持气节是消极的。消极吗?张岱一生行状,或都是消极的。要他去考功名,他不积极入世;要他去当官,他没兴趣去为圣明除弊事;要他做一个忠臣,跳一次河,多简单的,他也不去,他要苟活于乱世。不只别人这么评价张岱,他自己也是此评:"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做忠臣要被砍头的,砍头脑壳痛死了;做忠臣是要上吊的,上吊脖子痛死了。
  砍头上吊都是积极做忠臣,积极做忠臣,会痛的哦。那就不做积极忠臣。不积极做积极分子,莫非要做叛徒落后分子?张岱也不,张岱找到了做忠臣的别样方式:做一个消极型忠臣。大明要倒,谁都挽扶不了,张岱独木难支,多几个木头也支不起,若操起棍棒螳臂当车,不但自己脑壳落地,还有好多脑壳也会跟着纷纷然滚落河去;当官不能不干伤天害理事,我不去当官,也就少伤一次天,少害一次理。
  何为消极,何为积极?消极必然孬,积极必然好?这个也是未必。当代自由主义宗师伊赛亚·伯林提出了两个概念,一是积极自由,一是消极自由。这两个自由,都是有尊严的人格与有尊严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而两者有区别:积极自由是,我要做什么,带有攻击性;消极自由是,我不做什么,带有自律性。这两种自由哪种好呢?都好,但如伯林所说,较之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更常被滥用,动不动就上街,也是挺麻烦的。
  从这个意义来看张岱,他的消极气节不说高于积极气节,或可说要好于积极气节。一把菜刀去闹,或者一根索子去吊,积极分子是当上了,自己老命还带上其他人命便没了。张岱消极自由,没害任何人,甚至还没害自己,而且最终以文化滋养历史,也挺好的嘛。
  别说什么消极积极,保持气节,就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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